托克索（tokso）是满语词汇，汉译为"庄屯"或"庄园"，是满清（后金）时期由女真贵族建立的奴隶制农业生产组织，其核心特征是以奴隶（阿哈）为主要劳动力，通过超经济强制实现对劳动者的极端压榨。

托克索的起源可追溯至15世纪30年代的女真社会，朝鲜文献《李朝实录》中称其为"农幕"，明正统二年（1437年）便有李朝军队征讨建州女真"农幕"的记载。但托克索的真正发展与兴盛，始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及对明战争的推进。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女真族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战争掠夺与人口占有成为财富积累的核心手段。努尔哈赤通过部落征伐与对明作战，俘获了大量人口，亟需建立稳定的生产组织进行安置与剥削，托克索由此从零散存在转变为系统性的庄园制度。

托克索的规模随后金军事扩张呈爆发式增长，从努尔哈赤兴起之初的少数贵族专属，逐渐扩展至八旗各级首领乃至普通军卒。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使者申忠一在《建州图录》中记载，沿途仅见6处托克索，均归属努尔哈赤家族及核心首领。而十余年后，据萨尔浒之战被俘的朝鲜官员李民寏记载，"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所"，可见托克索已形成规模化网络。

从地域分布与整体总量来看，托克索的最终覆盖范围已远超辽河平原核心区，向西延伸至辽西走廊的锦州、宁远一带，向北扩展至吉林东南部的辉发河、松花江流域，形成"东起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北抵松花江，南达辽东湾"的庞大庄园网络。据崇德六年（1641年）后金官方统计，八旗系统内登记的托克索总数达2300余处，若计入贵族隐匿未报的庄园，实际数量应在3000处以上。

托克索的管理结构以"奴主集权、层级管控"为核心，形成从贵族所有者到基层监工的完整链条，每一级管理者均掌握对下一级的绝对支配权，其本质是服务于奴隶制剥削的压迫体系。

除人员管理外，托克索还形成了配套的管控制度：一是"户籍登记制"，详细记录奴隶姓名、年龄、技能及家属情况；二是"劳作考勤制"，以"日结"形式记录奴隶劳动成果；三是"物资统管制"，奴隶的衣食住行全由庄园统一分配，禁止私藏财物。

托克索以奴隶制为基础，成为满清（后金）最稳定的物资供给源，其产出涵盖粮食、牲畜、手工业品及山林特产，直接支撑了后金的军事扩张与政权运转。

粮食是托克索最主要的产出，也是供给满清的战略物资。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推行"计丁授田"时，仅辽阳、海州一带的托克索便依托汉民奴隶耕种"无主之田"三十万垧（约合三百万亩），按"三丁合耕官田一垧，亩产一石五斗"的标准计算，年收谷可达十万石，仅此项便能供应四万五千名八旗兵士全年口粮。

牲畜养殖是托克索的重要副业，为满清提供了关键的军事运输与生产资料。天命八年（1623年）的财产登记显示，每处小型托克索标配"牛三头、马两匹"，中型庄园牲畜数量可达10-15头（匹），按3000处庄园估算，托克索共饲养牛、马等牲畜约3-4.5万头，其中半数以上被征用于军事运输。

手工业品供给同样不可或缺。奴隶中的工匠被集中安排纺织、制铁等劳作，中型托克索年均产麻布50-80匹、农具10-15件，崇德年间全东北托克索年供麻布超15万匹，基本满足八旗兵丁的衣物需求。

托克索的奴隶（阿哈）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每一条渠道都浸透着被压迫者的血泪，其中以战争掠夺的汉人奴隶最为庞大。

清礼亲王昭梿曾回忆，"国初俘获辽沈人民，悉为满洲奴隶"，生动揭示了这一制度的掠夺本质。

在托克索中，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其生存权利被完全剥夺，《满文老档》《栅中日录》等史料记载的案例，堪称奴隶制野蛮性的直接见证。

奴隶的身体与尊严被肆意践踏，主人对其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满文老档·太祖实录》记载，天命六年（1621年），女真奴隶主乌纳格因一名汉人奴隶"耕作迟缓"，便下令将其"缚于树上，以箭射之取乐"，直至奴隶气绝身亡。

无休止的劳作与濒临绝境的生存条件，构成了奴隶日常的双重苦难。托克索的奴隶需承担农耕、畜牧、手工业等多重劳动，且劳动时间被严格限定——"天未明即起，日落后方息"。朝鲜官员李民寏在《栅中日录》中详细记录了其亲眼所见："阿哈衣不蔽体，冬日仅以破麻裹身，耕作时足无鞋袜，冻裂流血仍不得停歇"。

严苛的逃亡禁令与残酷的惩罚，彻底堵死了奴隶的生路。后金统治者为防止奴隶逃亡，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法令：天命五年（1620年）规定"逃亡阿哈被捕获者，一律斩杀，其同屋者连坐"；天命九年（1624年）进一步强化法令，"凡隐匿逃亡阿哈者，与逃亡者同罪，家产充公"。

这种"逃则死，不逃亦死"的绝境，使得许多奴隶"或自缢于林中，或投河而亡"，李民寏曾感叹"阿哈之命，轻于鸿毛"。

托克索制度从后金建立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废除，近百年间奴隶死亡人数无官方系统统计——后金（清）将奴隶视为"私产"，仅记录其归属与劳动价值，对死亡情况鲜有记载。但结合战争掠夺场景、庄园压榨记录及灾害与逃亡惩罚史料，可通过奴隶来源总量与存续期间的损耗比例，推断出大致死亡规模。

死亡原因可分为四类：

1. 战争掠夺中的即时伤亡与俘虏虐待致死：按天命年间累计掠夺汉人人口约百万计算，仅战争与押解途中的死亡便达30万以上。
2. 庄园内的虐待与劳作致死：若每处托克索年均因劳作与虐待死亡1-2人，崇德年间3000处庄园每年便有3000-6000人死亡，百年间累计可达30-60万。
3. 灾害与饥荒导致的批量死亡：天启三年（1623年）辽东大旱"饿毙阿哈十之三四"，当时辽东托克索奴隶约50万，仅此一次饥荒便死亡15-20万。
4. 逃亡与反抗被镇压的死亡：天命五年（1620年）后"捕获逃亡阿哈一律斩杀"，《满文老档》载"每日捕获逃亡者数十人"，按年均捕获并斩杀1000人计算，百年间便是10万人。

托克索奴隶制庄园的大规模推行，不仅给各族奴隶带来了灭顶之灾，更对辽东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文明发展造成了毁灭性冲击，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严重倒退。

经济层面，它彻底摧毁了辽东原本发达的小农经济体系。后金贵族通过"圈地"方式大规模侵占民田建立托克索，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强行变为奴隶，导致"辽东之民，无田可耕，无家可归"。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二年（1622年）辽东地区"原有田亩三百万顷，至奴酋（努尔哈赤）占据后，半数变为托克索庄园，其余皆荒芜"。

社会层面，托克索制度制造了尖锐的阶级与民族矛盾，导致辽东社会陷入长期动荡。四五十万汉人奴隶的存在，使得"奴主与阿哈"的对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奴隶的反抗从未停止。天命六年（1621年），鞍山托克索的汉人奴隶"聚众千余人，杀死奴主，焚毁庄园"；天启三年（1623年），复州地区的奴隶起义规模更大，参与者达万余人。

文明层面，托克索的奴隶制是对辽东地区封建文明的严重倒退。辽东自汉代起便已进入封建农耕社会，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教育文化制度与社会伦理规范。而后金推行的托克索制度，以人身依附为核心，剥夺了奴隶的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与人格尊严，将社会拉回野蛮的奴隶制时代。

托克索制度的存续轨迹与满清（后金）的社会发展阶段高度绑定，其持续时间大致贯穿后金建立（1616年）至康熙中期，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颁布的"开豁贱籍"政策，托克索制度这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宣告死亡。但在这历经百年、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奴隶制血腥压迫之中，托克索农庄作为满清早期的核心经济组织，其本质是建立在暴力掠夺与极端压榨基础上的奴隶制产物。

从史料中记载的无数奴隶的血泪遭遇，到辽东地区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动荡与文明的倒退，都清晰地揭示了这一制度的野蛮性与反动性，也是根植于满清这个政权自身自诞生之日起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