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郑成功率领部将一直坚持抗清，在东南沿海各地招兵买马，力抗清军。1661年，郑成功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这一举动在清政府眼中是个巨大威胁，因为郑成功占据台湾，为其抗清增加了筹码，清政府消灭郑氏势力的难度加大。

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清政府采取极端措施——沿海迁界，也就是划定一个濒海范围，将居住在这个范围内的居民强制迁移，以此来防止郑氏从沿海地区获得接济。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这项政策比明朝更为严酷，表面看是为了困死郑成功的反清势力，实则是对沿海汉族民众的系统性迫害。

这段记载生动描述了迁界令的残酷性：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内迁，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

厦门因为以前是郑成功抗清的根据地，所以清理得尤其彻底，破坏得也就尤其严重。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那个鸟鸣林幽、富裕繁盛的厦门不见了，成了清军水师的一个停泊场所。

海沧地区也遭受严重破坏，清军"尽行剿戮"，并将居室焚毁。据记载，清军在海沧的告示中写道："民贼难辨，概遭诛戮"，"居室焚毁"，最后竟然落了个"孽由己作"的结果。由此可知，海沧，乃至龙池地区，在这两日之内未迁之民或外附郑军之人，当是成了刀下鬼，而其所依赖的营寨房屋则化为灰烬。

苏州虽不在沿海，但作为江南经济中心，也受到海禁政策的严重影响。乾隆南巡时发现苏州港口每年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

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迁界过程中，清军采取极端暴力手段，拆房焚屋是常规操作，官兵"烧尽沿海民房，片瓦不留"，让居民无家可归、不得不迁；对于拒不搬迁或偷偷返回的民众，直接以"通贼"论处，格杀勿论。

这场迁徙的死亡人数堪称惨烈，仅广东一省便付出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代价。据《广东通志》《潮州府志》等地方史料考证，迁界前广东沿海人口约数百万，迁徙过程中，因饥饿、疾病、屠杀等原因，死亡人数占比超三成，仅潮州府就有数十万百姓丧生。

原本繁华的沿海州县，如澄海、饶平、香山等，沦为"荒城废堡，败瓦颓垣，一望萧然"，沿海80里范围内被强制化为无人区，农田荒芜、港口废弃，延续千年的海上贸易与渔业生产戛然而止。

海禁政策持续23年，直到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后才解除。这一政策对中国沿海地区造成了深远影响：

海禁政策不仅造成了当时的经济社会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使中国错失了参与全球海洋贸易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为后来中国落后于世界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