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是"盛世"话语的主要构建者和推动者。他们通过一系列政治和文化手段，将个人功绩与王朝繁荣强行绑定，制造出一种"盛世"的表象。

1.1.1 康熙、乾隆对"盛世"一词的频繁使用

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在位期间，频繁地使用"盛世"一词来形容自己的统治。这种自我标榜并非简单的溢美之词，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宣传。例如，康熙帝在多次南巡的诏书中，反复强调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将自己塑造为承天之命、开创盛世的圣君。乾隆帝更是将祖父康熙的统治奉为圭臬，在其统治的六十余年间，不断通过诗歌、碑文、谕旨等形式，歌颂"康乾盛世"的辉煌。

康熙、乾隆时期诏书中的"盛世"话语构建

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使得"盛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官方定论。然而，这种自我吹嘘的背后，是对真实社会矛盾的掩盖和对异见的压制。所谓的"盛世"，更多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而非社会全面发展的真实反映。

1.1.2 通过诏书、官方文献强化"盛世"叙事

为了巩固"盛世"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利用其垄断的官方话语权，通过发布诏书、编纂官方文献等方式，系统性地强化这一叙事。例如，《清实录》、《大清会典》等官方史书，在记录康雍乾三朝的史实时，往往侧重于歌功颂德，对皇帝的文治武功大加赞扬，而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民族矛盾的尖锐以及思想的禁锢则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忽略。

此外，乾隆帝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虽然被誉为文化盛举，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大规模的文化审查和禁毁。据统计，在编纂过程中，被禁毁的书籍多达数千种，其中不乏具有进步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作品。这种以"编书"为名，行"禁书"之实的做法，正是为了构建一个符合统治者意志的"盛世"文化图景。

1.1.3 将"盛世"与"永不加赋"等政策绑定

清朝统治者深知，要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盛世"，必须拿出一些具体的"仁政"措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康熙帝提出的"永不加赋"政策。这一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对于恢复明末清初因战乱而凋敝的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一政策也被统治者无限夸大，成为其"盛世"仁政的核心标志。但实际上，"永不加赋"并不意味着百姓的负担就此减轻。一方面，地方官员通过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激增，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因此，"永不加赋"更像是一个精心包装的政治口号，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

"康乾盛世"这一概念，在清朝灭亡后，被部分后世史家所沿用和传承，但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

1.2.1 传统史观对"康乾盛世"的接受与传承

在传统的史学观念中，评价一个王朝是否"盛世"，往往侧重于其疆域是否辽阔、国力是否强盛、文化是否繁荣。从这个角度看，康雍乾三朝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例如，清朝在乾隆时期疆域达到极盛，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经济上，人口大幅增长，耕地面积扩大；文化上，出现了《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

因此，许多传统史家，特别是那些深受"大一统"思想影响的学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康乾盛世"这一说法，并将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这种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强化了清朝统治者构建的"盛世"叙事。

1.2.2 近现代学者对"盛世"提法的批判性审视

然而，随着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康乾盛世"这一提法进行批判性审视。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就曾指出，"康乾盛世"的背后，存在着四大"阴影"： 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思想禁锢和轻视科学 [1]。

这些批判性的声音，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康乾盛世"的盲目崇拜，促使人们从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1.2.3 国外学者对"康乾盛世"的否定

与国内部分学者的赞誉不同，许多国外学者对"康乾盛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在其访华日记中，对清朝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所看到的，并非一个繁荣昌盛的"盛世"，而是一个普遍贫困、思想僵化、官僚腐败的国度。

近年来，"康乾盛世"这一概念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也经历了重要的修正。据报道，2024年版的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删除了"康乾盛世"的表述[3]。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教育界和史学界对清前期历史进行长期反思和重新审视的结果。

1.3.1 2024版初中历史教材删除"康乾盛世"表述

根据一些教育界人士的透露和媒体报道，从2019年部编版的高中教材开始，"康乾盛世"的表述就已经被淡化或删除，而最新的2024版初中历史教材则延续了这一趋势，明确不再使用"康乾盛世"这一概念。这一变化在史学界和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2024年版初中历史教材中"康乾盛世"表述的删除

1.3.2 删除原因：与"贞观之治"等相比，不符合盛世标准

教材删除"康乾盛世"表述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现代史学的深入研究，发现其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都难以符合一个真正"盛世"的标准。历史学家王曾瑜曾提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大致应具备四条标准：

如果用这四条标准来检验康雍乾三朝，会发现其几乎无一能够达标。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化思想活跃的"贞观之治"相比，康乾时期在精神气质上显得极为压抑和僵化。因此，将其从"盛世"的行列中剔除，是回归历史真实的必然要求。

1.3.3 官方态度：回归历史真实，避免不恰当的美化

教科书内容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官方对历史评价态度的转变，即从过去可能存在的、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对历史进行选择性叙述或美化，转向更加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复杂性和真实性。删除"康乾盛世"的表述，可以被视为官方试图引导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建立一个更为清醒和理性的历史认知。

尽管康雍乾时期的人口和耕地面积都有所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经济的实质——一种恢复性的、低水平的增长，而非实质性的发展。

2.1.1 马戛尔尼使团的见闻

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访问清朝。他们原本期望看到一个富庶繁荣的东方大国，然而，沿途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使团成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清朝百姓的贫困生活：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极其简陋。

在使团看来，清朝的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甚至不如欧洲最贫穷国家的农民。这种普遍的贫困，与"盛世"的描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戛尔尼的见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康乾盛世"的经济真相：所谓的繁荣，仅仅体现在国库的充盈和皇室的奢华上，而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2.1.2 社会经济的真相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末清初战乱后的一种恢复性增长。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破坏后，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降至谷底。随着战乱的平息和社会的稳定，人口和耕地面积自然会逐步恢复。然而，这种增长并未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清朝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场景

清朝统治者依然固守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动力。因此，这种增长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当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能力时，社会矛盾便会激化，最终导致王朝的衰落。

2.1.3 民生疾苦：诗人唐甄的记录

除了外国使节的记录，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对"盛世"下的民生疾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清初思想家唐甄在其著作《潜书》中，对康熙年间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

这"四空"之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的景象。他认为，尽管清朝已经统治了五十多年，但社会并没有走向繁荣，反而日益贫困。农民没有土地，工匠没有生计，市场没有交易，官员没有作为。这种普遍的贫困，与官方宣传的"盛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康乾盛世"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官方组织编纂了《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看似文化繁荣；另一方面，思想界却万马齐喑，毫无创新活力。

2.2.1 文字狱的盛行

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迫害知识分子的主要手段。在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据统计，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案件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5]。

这些文字狱案件，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极端恐惧和残酷镇压。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思想活力被彻底扼杀。

2.2.2 文化政策的实质

乾隆帝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历来被视为"康乾盛世"文化繁荣的象征。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一场规模浩大的文化清洗。在编纂过程中，清廷以"搜访遗书"为名，对全国的书籍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凡是内容涉及"违碍"、"悖逆"的书籍，一律被禁毁。

据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被禁毁的书籍多达数千种，几乎与收录的书籍数量相当。这种以"编书"为名，行"禁书"之实的做法，其目的并非为了保存和传承文化，而是为了彻底清除那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思想和文化。

2.2.3 文化凋敝：思想被禁锢

在文字狱和文化清洗的双重打击下，清朝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呈现出一片凋敝的景象。知识分子为了避祸，不敢再谈论政治、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能埋头于故纸堆，从事考据学等脱离现实的学问。

这种学风，虽然在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严重扼杀了思想的活力和创新的精神。整个清朝，除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少数作品外，几乎没有产生能够与唐宋元明时期相媲美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当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都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与西方在启蒙运动推动下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相比，"康乾盛世"的中国在科技领域几乎完全停滞，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2.3.1 闭关锁国政策对科技发展的阻碍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隔绝了外部势力的侵扰，但也使中国完全失去了与世界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无法传入中国。

18世纪清朝与西方科技发展的鲜明对比

即使是像康熙帝这样个人对西方科技感兴趣的君主，也仅仅是将其视为个人爱好，而从未想过将其推广应用于社会生产。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封闭，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完全脱离了世界潮流，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2.3.2 与西方科技发展的差距日益拉大

在"康乾盛世"时期，西方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已经建立，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正在推动工业革命的浪潮，各种新发明、新技术层出不穷。而此时的中国，却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对世界的变化浑然不觉。

当马戛尔尼使团将代表当时最先进科技水平的礼物，如天文仪器、蒸汽机、枪炮等，送给乾隆帝时，却被其视为"奇技淫巧"，束之高阁。这种对先进科技的漠视，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短短几十年间被彻底拉开，为后来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

2.3.3 军事科技的落后

马戛尔尼使团在访华期间，对清朝的军事力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评价充分暴露了清军在军事科技上的落后。他们发现，清军的武器装备"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士兵们"执大而圆的藤盾和工艺不精的大刀"，配备的"火绳枪"外表也很锈[10]。

在定海城，他们发现除了城门口有几门破旧的熟铁炮外，城内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在天津，他们看到"现在中国军队用的仍是刀箭而非火器"，列队欢迎的士兵"手里除了武器外，还拿着扇子"。使团成员还发现，清朝的"海军"由中小型帆船和渔船组成，缺乏远洋航行和大规模海上作战的能力，与英国的高大桅杆、构造复杂的战舰形成鲜明对比。这些观察，都印证了清朝在军事科技上的全面落后。

清朝的官僚系统在康雍乾时期就已经呈现出严重的腐败迹象。这种腐败，不仅侵蚀了国家的肌体，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3.1.1 贪污腐败的普遍性

在清朝，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著名的贪官和珅，其家产之丰厚，令人瞠目结舌，据说其财富相当于清朝十余年的财政收入。和珅的腐败，只是清朝官场的一个缩影。

在"盛世"的表象下，整个官僚系统已经烂到了骨子里。这种普遍的腐败，不仅导致了国家财政的亏空，也使得吏治败坏，民不聊生。

3.1.2 官员选拔制度的弊端

清朝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依赖于科举考试。然而，到了康雍乾时期，科举制度已经日益僵化。考试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形式固定为八股文，完全扼杀了考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

僵化的八股文考试制度

这种选拔制度，只能培养出一批唯唯诺诺、毫无主见的官僚，而无法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此外，捐官制度的盛行，也使得官场更加乌烟瘴气。有钱人可以通过捐钱买官，这些人上任后，必然会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以收回其"投资"。这种制度性的腐败，使得清朝的政治生态日益恶化。

3.1.3 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频发

政治的腐败和吏治的败坏，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康乾盛世"的后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便是川楚白莲教起义。

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时期。皇权的空前强化，使得整个社会都笼罩在皇帝的绝对权威之下，毫无生机与活力。

3.2.1 军机处的设立与皇权的高度集中

雍正帝设立的军机处，是清朝君主专制强化的重要标志。军机处最初是为了处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临时机构，但后来逐渐演变为清朝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大臣由皇帝亲自挑选，完全听命于皇帝，没有任何决策权，只能"跪受笔录"，传达皇帝的旨意。

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内阁的权力被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名存实亡。国家的所有大权，都集中到了皇帝一人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虽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也使得皇帝的意志成为国家的唯一意志，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无法发出。

3.2.2 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将百姓严密地组织起来，互相监视，防止任何形式的反抗。同时，还派遣大量的密探，深入民间，搜集情报，对任何可疑的言行进行告密。

这种严密的控制，使得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氛围之中。人们不敢随意交谈，不敢发表任何对朝廷不利的言论，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种高压统治，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却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3.2.3 盛世表象下的统治危机

在"盛世"的表象之下，清朝的统治危机正在悄然酝酿。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使得整个统治集团都围绕着皇帝一人运转，一旦皇帝昏庸无能，整个国家便会陷入危机。

乾隆后期，皇帝日益昏聩，宠信和珅等奸臣，导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而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清朝完全不了解世界大势，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时，这个看似强大的"盛世"王朝，便不堪一击，迅速走向衰落。

清军入关，并非如某些史书所描绘的"仁义之师"，而是一场伴随着血腥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征服战争。

4.1.1 "扬州十日"：对江南人民的残酷屠戮

1645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对城内的军民进行了长达十天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据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此次屠杀死亡人数高达80万[11]。

清军在城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暴行与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们不仅屠杀成年男子，连老幼妇孺也不放过，无数妇女遭到成群士兵的轮奸。这场大屠杀，彻底摧毁了扬州的繁华，也给江南人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4.1.2 "嘉定三屠"：反抗与镇压的血腥记录

在"扬州十日"之后不久，清军又在江南地区制造了另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嘉定三屠"。1645年，清军颁布"剃发令"，强迫汉族人民剃发易服，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嘉定人民在侯峒曾、黄淳耀等人的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坚守城池，抗击清军。

嘉定古城墙：见证"嘉定三屠"的历史遗迹

在抵抗了两个月后，城池最终被清军攻破。清军将领李成栋为了报复，下令对嘉定城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屠杀[12]。第一次屠杀后，侥幸逃脱的百姓在朱瑛等人的领导下再次起义，清军进行了第二次屠城。不久，清军又镇压了第三次起义，并进行了第三次屠杀。据记载，"嘉定三屠"共造成五万余人死亡，自城至郊数里之内，人烟断绝。

4.1.3 其他地区的屠杀事件

清军的屠刀并不仅仅指向扬州和嘉定。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清军在多地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些遍布全国的屠城记录，构成了清军征服史上一段无法洗刷的黑暗篇章，彻底揭穿了所谓"少杀人"的谎言。

清朝的民族压迫，并不仅仅体现在入关初期的大屠杀上，更体现在其长达两百多年的系统性、制度性的种族压迫政策上。这些政策旨在从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确立满族的优越地位，并彻底压制和奴化汉族及其他民族。

4.2.1 "剃发易服"：对汉族文化的摧残与侮辱

"剃发易服"是清朝统治者推行的一项最具象征意义的民族压迫政策。清军入关后，立即颁布"剃发令"，强迫所有汉人男子剃去头顶的头发，留起满族式的辫子，并改穿满族服饰。这一命令，是对汉族几千年传统习俗和礼仪的彻底颠覆，被视为奇耻大辱。

清朝"剃发易服"政策的强制执行

清朝统治者深知，要征服一个民族，首先要摧毁其文化认同。因此，他们对拒不剃发者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政策在江南地区引发了激烈的反抗，并直接导致了"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惨案。

通过"剃发易服"，清朝统治者不仅在肉体上征服了汉族，更在精神上对其进行了摧残和侮辱，试图从根本上切断汉族人民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

4.2.2 满汉分治与民族歧视

清朝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满汉分治，以确保满族的统治地位。在中央，六部等关键机构均设满汉两套官员，但实权往往掌握在满族官员手中。在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也多为满人。

此外，清朝还设立了八旗制度，将满族人和部分蒙古人、汉人编入八旗，给予他们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使其成为统治全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柱。这种制度性的安排，使得满族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上，都享有高于汉族人的特权，造成了严重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

4.2.3 人口锐减：从明末到清初的人口变化

清军入关前后的一系列战争和屠杀，对中国的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记载，明末（光宗泰昌元年）中国人口约为5100多万，而到了清朝初年，人口锐减至1000多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14]。

虽然这其中也包括了饥荒、瘟疫等因素，但清军的屠杀无疑是造成人口锐减的最主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仅关内各省直接死于清军屠杀的人数就至少有1000万。另有数据显示，明末人口已接近4亿，而到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普查仅剩1063万，汉人更是不足一千万。这一惨痛的人口损失，是清朝统治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清朝的统治，不仅是对汉族肉体的征服，更是对汉族文化和精神的阉割。通过一系列文化清洗政策，清朝统治者试图从根本上摧毁汉族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使其彻底沦为顺从的奴隶。

4.3.1 对汉族历史与文化的篡改

清朝统治者对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的篡改和歪曲。在编纂《四库全书》等官方文献时，大量不利于其统治的历史记载被删除或修改。例如，对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进行淡化处理，对历史上汉族反抗少数民族统治的斗争进行歪曲和污蔑。

被清朝统治者淡化处理的汉族民族英雄

同时，清朝还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将其作为官方哲学，利用其僵化的教条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反抗精神。这种对历史和文化的篡改，旨在切断汉族人民与其光荣历史的联系，使其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传统。

4.3.2 奴化教育与精神控制

清朝的教育制度，其核心目的是培养顺从的奴才，而非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科举考试的内容被严格限定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形式则固定为八股文，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不得有任何个人的见解和发挥。

这种教育制度，使得知识分子从小就养成了盲从权威、不敢质疑的习惯。同时，清朝还通过文字狱等恐怖手段，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控制，使其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这种奴化教育，成功地摧毁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使其成为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工具。

4.3.3 "康乾盛世"作为对民族压迫的粉饰

"康乾盛世"这一概念，正是对清朝残酷民族压迫的最无耻的粉饰。它将一个充满血腥屠杀、文化摧残和精神奴役的时代，描绘成一个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盛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传，旨在掩盖清朝统治的罪恶，麻痹汉族人民的反抗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