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封私信 / 7 条消息)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徐光启给了传教士大量典籍才让欧洲文明大爆发。请问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 知乎
我们学的历史说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明显是编造的伪史，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和殖民，而不是传播科学技术。徐光启也不是一个追求科学的求知少年。他们之间的交往具有深厚的政治意义。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西方伪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亚里士多德：西方伪史之典范（四）介绍了美第奇家族的金融资本在16世纪腐蚀了基督教，破坏了基督教的思想传统，基督教开始出现分裂，各种争斗和宗教改革使基督教的势力严重受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大航海技术的发展，基督教开始寻求海外的扩张。耶稣会就是这一时期海外扩张的主力。依照西史说文艺复兴的资本势力主张科学民主思想，而耶稣会恰恰是反科学反民主维护宗教势力的。
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就希望偷渡到中国传教，但未能成行就病死在珠江口的上川岛。次年葡萄牙商人以商船避风浪为由窃居澳门，自此澳门成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跳板。他们在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典籍，并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大陆。在此期间他们始终受到葡萄牙商人的资助。
罗明坚和利玛窦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信札》其拉丁文的原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其真实目的暴露无遗，而把他翻译成《中国信札》意图掩盖的行为也非常明显。
早期的罗明坚与利玛窦辗转于肇庆和韶州，发展比较缓慢，因为基督教不许信徒拜偶像，不许尊孔，不许祭祖，地方民众的反对情绪比较高。传教士把他们在非洲南美那一套复制到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经常发生民众与教会的冲突，而官员因为收了贿赂往往偏袒教会。
耶稣会士们大量搜集中国典籍，他们从欧洲带来的书籍仅仅是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但他们的藏书库中却收集了大量中国书籍并深入研究。正是得益于对这些典籍的研究，传教士才被中国人认为是博学多才的人。
「他们还注意到，神父们并不满足于欧洲的知识，正在日以继夜地钻研中国的学术典籍事实上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住在他们家里当老师，而他们的书库有着丰富的中国书籍的收藏。有教育的中国人肯定认为这些欧洲人是富有理论和学识的名望的。正是这种名望可以解释如下事实:有高深学识的阶层中有些人需要得到有关基督教教诚的更完整的解释而不仅限于他们惯于携带的《天主十诚》的内容」 ——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588年罗明坚回欧洲请求教皇派遣中国使团，再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因为范礼安给教皇的信里说罗明坚中文不好，没法跟中国人交流，又说他太老了没办法再学中文。可罗明坚用中文写过《天主圣教实录》，还把《大学》翻译成了拉丁文出版。范礼安并不懂中文，所以关于罗明坚的中文水平大概只能通过利玛窦的意见来评估。所以在这件事上利玛窦的态度不言自明。罗明坚留在欧洲，利玛窦就成了中国区传教的总负责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基督教著作只有《天主十诫》，而没有圣经。在这一时期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都没有完整的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也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天主、上帝、耶稣这些词汇是混用的，没有明确的区分。说明此时的基督教仍然是很原始的状态，圣经还没有出现，一些宗教故事是在中国吸收了中国文化逐步创作出来的。其中包括庞迪我写的《七克大全》、《受难始末》等等。
在利玛窦主导下传教确实得到了很大突破，利玛窦的策略是结交明朝的官员士大夫，通过官员的庇佑发展传教。利玛窦在广东结识的瞿太素为他打入明朝官场发挥了巨大作用。瞿汝夔，字太素，苏州人。嘉靖朝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因为父丧期间与嫂子徐氏通奸被宗族除名。因此四处游历靠父亲的旧交谋求立足。利玛窦对他的记述是「一个公开的败家子，他青年时就摆脱了孝道的约束。父亲死后，他越变越坏，交结败类，沾染种种恶习。」瞿太素信奉了基督教，并为利玛窦在上层官员的人脉圈打开了通道。
另一位对利玛窦帮助很大的人是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1592年王弘诲在韶州拜访了利玛窦，后来在利玛窦北上南京和北京的过程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王弘诲的门生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董其昌是徐光启的同乡，一个是焦竑后来成了徐光启的座师。（知识点）
1595年利玛窦北上南京受阻转道到了南昌，在南昌结识了建安王朱多㸅。并常住南昌。在南昌利玛窦与瞿太素的老师章潢交往密切，章潢是白鹿洞书院的院长，江右四君子之一，心学泰斗，遥授顺天训导（生活在南昌却是北京顺天府的教育官员。知识点，后面要考）。白鹿洞书院因为朱熹、王守仁而享有盛名，当时书院结社讲谈盛行。章潢的声望成为利玛窦的背书，利玛窦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积累了人脉和影响力。在南昌期间利玛窦完成了著作《交友论》、《西国记法》、《天主实义》。均得到了章潢、瞿汝夔(太素)，冯应京（章潢的弟子），朱廷策，王肯堂（藏书家、医学家）帮助修改完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阳明心学的弟子。
一个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写了第一部著作不是讲耶稣、天主而是说如何交友？还得到一众心学大家的帮助进行完善，是不是很奇怪？来看看利玛窦在中国完成的第一部著作《交友论》，篇幅不长：
各人不能全尽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若使除其道于世者，人类必散坏也。
上帝给人双目、双耳、双手、双足，欲两友相助，方为事：有成矣。
——通篇只提过两次上帝
孝子继父之所交友， 如承受父之产业矣。
——天主教什么时候开始讲孝道了？
有恶之君子，无异仇，必有善友。
——天主教也追求君子的人格理想？
友之馈友而望报，非馈也，与市易者等耳。
——天主教也重农轻商，重义轻利？
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难免无污秽其身矣。交友恶人，恒听视其丑事，必习之而浼本心焉。吾偶候遇贤友，虽仅一抵掌而别，未尝少无裨补，以洽吾为善之志也。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长于彼，则我教化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
既死之友，吾念之无忧。盖在时，我有之，如可失；及既亡，念之如犹在焉。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齐家》 ，朋友死了都不提上天堂吗？
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仅从文本很难看出这是一部天主教思想的著作，而更像是儒家思想。你能想象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完成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儒家著作吗？这再次印证了此时的天主教还没有完善的教义以及《圣经》。
《交友论》对于交友的推崇恰恰是符合阳明心学中关于五伦的思想，即将友谊提升到其他伦理关系之上，提出「同志于道」和「以友辅仁」的观点。这是阳明心学为了对抗程朱理学而衍生出的思想，在我看来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结党清谈之风的思想根源。
可以确定的是利玛窦的《交友论》是阳明心学学者假托泰西利公之口宣扬心学主张的一部著作。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以利玛窦之口来证明心学思想的正当性。耶稣会士与阳明学派自此结成了联盟，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在南昌突飞猛进的发展起来。
1599年在北上北京失败后，利玛窦又是在瞿太素的帮助下来到了南京，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也为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599-1600年）。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和北京一样设置有六部，利玛窦在南京结交了大批的官员，包括叶向高（东林党的代表人物，后入阁成为首辅）、焦竑（万历己丑科状元，王弘诲的弟子，翰林院修撰，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建有澹园藏书楼）、李贽（李卓吾，当时著名的大儒）、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这些人对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称为中国天主教的三柱石。
利玛窦与官员和文人的交往方式主要是（1）方物之馈赠、(2）简牍之往还、(3）诗词之题写。他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以金钱贿赂官员，以期日后得到官员的庇护。一方面搜罗中国的书籍资料，盗取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明末的藏书家，与利玛窦交往有明确记载的就包括顾起元，焦竑，李贽，袁宏道，王肯堂，汤显祖，董其昌，陈继儒，冯时可，李日华，谢肇淛等，瞿太素的家族也藏书颇丰，其后人建有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再加上生活了三年的白鹿洞书院，可以说利玛窦是相当勤奋且成果丰厚。
传教士搜集中国书籍的途径，一是自行搜集购买，二是文人藏书借阅，还有第三种，受洗教徒的家藏。根据《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记述，所有入教的教徒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把家中的藏书都交给教会检视，教会来筛选哪些书可以留存，剩下的要付之一炬。焚书，相信每个中国人看到这个词都不会认为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科学技术吧？这个词在中国人看来具有强烈的文化灭绝的含义。
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利玛窦详细记述了他如何贿赂明朝官员以达到传教的目的。但对于他的科学知识素养所谈甚少，多是一些宗教伦理思想的交流，比如他的著作《天主实义》、《天主教要》、《交友论》。而这时他已在中国传教十几年，并没有任何数学或其他科学著作。唯一记录的关于科学的认知是他否认中国人的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由土空气水火四元素构成的，很显然利玛窦的科学素养与历史记载的数学家有很大差距。
利玛窦来到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盗取中国文化典籍，瞿汝夔（太素）的父亲瞿景淳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总校《永乐大典》，此时已经完成，《永乐大典》的正本已经放回南京文渊阁。瞿太素把利玛窦介绍到南京，利玛窦在南京关系密切的官员是叶向高和焦竑，焦竑本人就是私人藏书家，更重要的是叶向高和焦竑都做过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司业是国子监的副主管，因此叶向高和焦竑都有机会接触到文渊阁的文献资料。综上利玛窦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大量盗取或抄阅了官方的文献资料。不一定是永乐大典，但其他文献价值同样很高，因为当初编修《永乐大典》就是参用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至于永乐大典，其实在明末直至民国的几百年间，耶稣会士以及后来的殖民者想接触它的机会太多了。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见到了徐光启，中国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在这一年起开始改变了方向。
该说说另一位主角了，徐光启，上海人，生于1562年，20岁（1582年）考中秀才。
1588年徐光启赴太平府乡试未第。
1593年徐光启为了生计去韶州教书。
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与瞿太素的老师章潢交往甚密。（考点来了）
1596年在韶州的徐光启接触了基督教，当时利玛窦已经北上，韶州的教士是郭居静。
1597年徐光启拿到了顺天府乡试第一。
这里的疑点就非常多了，首先徐光启应该在太平府应试，怎么忽然跑到顺天府乡试了？恰恰是在利玛窦结交了顺天训导章潢，徐光启接触了基督教，然后徐光启就高考移民了。其次顺天府乡试的考官正是焦竑，而选徐光启为第一的过程也很神奇。
万历丁酉试顺天，卷落孙山外。是年大司成漪园焦公典试，放榜前二日，犹以不得第一人为恨，从落卷中获先文定卷，击节叹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至第一。—— 徐骥《文定公行实》
本来徐光启已经被淘汰出局了，焦竑选不出第一，又从落选者中找到了徐光启的试卷，拍案称奇，直接定为解元。这一年徐光启已经36岁了，他16年间都没有能力考取，然后就这么神奇的乡试第一了。
焦竑有没有舞弊呢？《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四：「以科场风议，调翰林院修撰焦竑外任，行人何崇业南京别衙门用。」虽然丁酉顺天科考案没有波及到徐光启，但焦竑被外调贬职，部分考生被革处。
1598年徐光启在北京参加戊戌科会试，不第。
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利玛窦。
1601年利玛窦终于有机会去了北京。
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入教，郭居静为他洗礼。
1604年徐光启北京会试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徐光启中进士的过程如出一辙。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三甲第52名同进士出身，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榜进士中水平是中下等的，这个水平和他16年不第、高考移民、戊戌科落榜的表现是相符的，而与焦竑拍案叫绝拔为解元是不相符的，要知道焦竑可是状元出身。
此时利玛窦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他要求徐光启参选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翰林院学生，属于皇帝的心腹，翰林院毕业才有资格做首辅。每一科进士一般会选20多人入翰林院。徐光启一个三甲52名（总排名在100位之外）的水平显然是不够格的，根据《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的描述徐光启并不想选庶吉士，明显选不上会被人说自不量力，但是传教士告诉他这件事对主的事业非常重要，之后徐光启参选并顺利入选翰林院。
这一套操作下来可以发现，徐光启每和传教士的关系进一步，他的仕途就前进一步，这种关系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在明末天主教信徒身上一再发生。士大夫与传教士达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传教士通过贿赂拉拢高级官员，建立了一个关系网，为信教的文人提供了上升阶梯，文人进入仕途后又成为传教士的保护伞，帮助传教士发展教徒。这个体系的核心人物就是叶向高和徐光启。
徐光启选为庶吉士后，与利玛窦交往更为密切，在一年内完成了《几何原本》的刊印。这样一部逻辑性极强层层递进的书籍，居然是利玛窦口述的。徐光启不懂拉丁文也不懂意大利语，而利玛窦的中文水平也无法完成文字著述。如果徐光启根本不懂几何学，通过口述让徐光启在一年内完成这样的著作，如同当代一个初中生学了一年几何，教学的还是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学年结束完成一部教材编写，这可能吗？这种情况在明清两代出现的甚多，以传教士口述，中国人笔录，一部部科学技术著作就完成了。具体关于《几何原本》的内容，以后文章再详细论述。
梳理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传教士来到中国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他们采用贿赂腐蚀的手段，搜集中国的科学文献和科技成果，是明显的间谍行为。他们是侵略的马前卒，是刺探情报的斥候，是蛊惑人心的细作，是戴着面具的笑面虎。我在查找资料时发现，一些外国学者对于耶稣会士的殖民性质直言不讳，反倒是中国学者对此讳莫如深，毫无道理的为传教士开脱，强调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理念，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完全忽视耶稣会士强烈的政治意图。直到今天他们的伪装还在蒙蔽一些人的眼睛。
利玛窦在北京开教是耶稣会士站稳脚跟的第一步，其后的政治诉求要依靠中国人的配合，这一群体就是——东林党。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代表人物，也是支持天主教地位最高的官员。东林三君之一的邹元标早在南昌就与利玛窦有交集。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曾在东林书院讲学。伴随着东林党的政治成功，耶稣会的传教行为随之兴盛，而东林党失势，传教士也遭受灭顶之灾。
1607年叶向高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入首辅。这一年徐光启完成了《几何原本》6卷版。同年徐光启回乡丁忧，带领郭居静到上海开教，自此天主教在包邮区开枝散叶。
1610年李之藻在北京受洗入教，不久后利玛窦死在了北京。徐光启回到北京，自此徐光启成为了中国天主教的代表人物，当时耶稣会士的领袖是龙华民，但他的影响力远不及利玛窦，甚至一些天主教徒也只知有徐光启，不知有龙华民。
1611年杨廷筠在杭州入教。
1613年叶向高、徐光启主持万历癸丑科会试，冯铨、周延儒、吴甡、李国木普、刘鸿训、王应熊、范景文，张凤翼、吕维祺、王化贞、李日宣、李继贞、解学龙、焦源溥这些进士自此都成为了叶、徐的门生党羽，而他们都与天主教关系密切。自此天主教在明朝官场内部形成了能够左右政局的关系网络。
1614年叶向高乞归，带艾儒略进福建传教，有阁老的背书，天主教在福建发展了大批教徒，如林欲楫、张瑞图、洪承畴。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天主教的发展迅速蔓延到社会各个层级，引起了许多官员的警惕，纷纷上书非议，于是在1616年爆发了南京教案。以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为首上书控告传教士。传教士如王丰肃、谢务禄等在南京被逮捕，官方宣布了天主教的一系列罪行，十二月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从北京被押解澳门。他们所建立的教堂被拆毁，一些墓地遭到破坏。这次教案持续了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杨廷筠、徐光启、李之藻藏匿了部分传教士和教徒，这种行为已经是公然的违法行为了，难怪他们能被称为天主教三柱石。
正是由于南京教案，激起了耶稣会颠覆、推翻明朝政权的策略，他们的情报网络开始有计划的破坏明朝的统治，散布各种不祥的言论蛊惑人心。不管是外敌后金还是内乱李自成、张献忠，耶稣会都开始了渗透和押注。目的就是扶植一个对天主教持开放态度的政权。
天主遥控这些征兆来惊吓这个国，继而鞑靼人在这个国中出现，他们像神派来的亚述人或棍杖，比邻中国，手握惩罚。——《1618年耶稣会中国年报》
1620年，徐光启授意、李之藻与杨廷筠出资，派遣门生张焘去澳门自费向葡商购买火炮四门，募兵百人，炮手十人。上报谎称英船漂至海岸所得，故聘请炮手一同北上。朝臣群起反对而作罢。
1621年天启皇帝登基，东林党被起用，叶向高再任首辅，沈㴶被撤职，天主教又重新恢复了活动。
李之藻再次奏请购买西人火炮获准，四门火炮才到了北京。徐光启又上奏应在京城造炮用于防御，而毕方济阳玛诺这些传教士擅长铸炮还有图纸，可以使用。在叶向高、孙承宗等人的运作之下，传教士以军事顾问的名义重回北京，到了北京又说这些传教士对军事不感兴趣，就回到教区继续做传教士了。然而四门炮炸了两门，显然葡萄牙人的铸炮技术并不过关。
在这段时间徐光启李之藻都多次上疏建议建造火炮，真的是传教士擅长造炮吗？近代的观点都认为明朝的火器技术不如欧洲，因此这些主张使用西方火炮技术的人就成了拥抱科学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在1621年徐光启被派去山陕河南练兵，可以看看当时明朝军队的装备情况：
臣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受事，据三营开报……存留兵丁四千七百五十五名，见在营操练。……臣添请得戊字库存贮鸟铳二千门，……三营演习止须一千门，余存一千门，……如涌珠炮一百位，渔鼓炮四十位，铜佛郎机四十位，合缝子炮二百位，…… ——徐光启《谨陈任内事理疏》
三个营兵丁精简后共计4755人，就配备了鸟铳2000支、各种炮380门，再配备步兵马军。这样的火力装备水平比清末如何？能打赢鸦片战争么？这些装备都是明朝自己造的，西洋火炮可还没买来呢。而这还只是山陕豫地区的驻防部队装备，守边的关宁铁骑、沿海防务装备水平比这更好。如果西洋火器水平远超明朝，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者为什么没有在1621年就用大炮敲开中国的大门，而要苦苦等待200多年后才干呢？答案是当时的大明远比这些殖民者要强大，军事装备水平和数量都远超西方，西葡殖民者根本没有能力发动战争。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再上书请造火器，目的就是让传教士以擅长造火器为名获得赦免，回来传教。
1623年，魏忠贤掌管了东厂，随后叶向高乞归，徐光启、李之藻罢官。
1628年，崇祯继位魏忠贤失势，徐光启被重新启用，天主教名正言顺的进入朝堂之上。徐光启、李之藻、王征、龙华民、汤若望开始为明朝修历，传教士进入并掌管了中国科技最核心的部门钦天监。东林党、复社、仁社开始通过科举大批进入官员系统把持朝政。
复社号称小东林，创始人张溥尊徐光启为师，与徐光启交往甚密。又是周延儒的门生。复社的主要人员还有与徐光启关系密切的陈子龙，瞿汝夔的侄子瞿式耜。科举中凡是复社举荐基本都会录取，「十不失一」。
王征、孙元化这些天主教徒的晋升履历尤为典型。王征的履历与徐光启如出一辙，王征的父亲是个擅长数学的私塾先生，舅父通晓兵法，善制器械。1594年王征23岁中了举人，此后一直没能中进士。1616年王征到北京结识了教士庞迪我，随即入教。1622年南京教案刚刚平息王征就得中进士（三甲同进士出身，也和徐光启一样）。这一年王征已经52岁，是他第十次参加会试。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同乡，举人出身而不是进士，拜徐光启为师。1621年孙元化入了天主教，主动邀请曾德昭、郭居静到嘉定传教，出巨资购地建教堂，称「小圣堂」。今天中国天主教总堂就设在嘉定，足见天主教对孙元化的认可度。相比于进士，举人出身是很低的，仕途只能从底层慢慢熬年头，在京就是中央机关非重要部门底层的「科员」，地方就是偏远州县的一把手。职位的上限也是比较低的，三年一任通过考核才有可能升迁，一辈子都要被进士出身的官员压一头，而大部分进士干都头能混个正四品都是上限了。然而孙元化1622年被举荐为从九品兵部司务，两年后就升为正六品兵部主事，1627年罢官，但第二年就直接成了正五品兵部职方郎中。1630年升为正四品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东江。从从九品的兵部司务到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仅仅用了八年，实属火箭提拔。
元化，松江人，万历壬子贡士。壬戌，吏科给事中侯震旸荐其才，遂授兵部司务，从孙慎行赞画。甲子进主事，专管章奏。崇祯初进郎中，迁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进登莱巡抚。——《国榷》
1629年徐光启再次重申练兵制器之疏，崇祯嘉许，葡萄牙军官和士兵堂而皇之的进入大明军队。
1630年徐光启门人孙元化任登莱巡抚，与李之藻门人张焘、天主教徒王征一起驻守登州。一同守城的还有葡萄牙军官公沙的西劳和25名葡萄牙炮手。可惜这些人都不堪大用。
因为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此时驻守皮岛的总兵刘兴治也是毛文龙旧部，而孙元化、张焘策划暗杀刘兴治。
皮岛旧副总兵张焘与兴治之内戚沈某合谋图兴治，未发。会登莱巡抚孙元化荐参将黄龙为都督佥事，镇守东江，总兵至岛。兴治遂叛。——《国榷》
刘兴治叛乱失败被杀。新上任的总兵黄龙继续追查叛乱的从犯，于是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这些皮岛旧将不得不离开皮岛。这些皮岛旧将大多去了孙元化镇守的登莱，而孙元化居然全部起用并委以重任。
1631年大凌河之战，祖大寿被后金围困在了大凌河城，孙元化派孔有德增援。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孙元化又杀了刘兴治，也就是两个关宁的长官杀了两个皮岛的长官，现在关宁人被围让皮岛人去救，可想而知孔有德及其部下是不愿意的，他以海上风浪太大船不能行为由又回了山东。孙元化又要他率800铁骑从陆路驰援，结果走到吴桥部队就哗变了。张焘带兵去救，结果张焘的部队也叛变了，张焘被擒自缢。接下来登州、莱州被破，孙元化、王征被俘，葡将中箭而亡，葡兵大部分被杀。整个山东陷入了叛军的统辖。崇祯又派兵围剿18个月才平定了叛乱。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带着山东的物资装备投降后金。孙元化后被明廷处死，王征被遣戍。
孔有德给后金的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大明重金打造的火器就这样打包送给了后金。
我们读明史总会讨论崇祯该不该杀袁崇焕，其一大罪名就是杀毛文龙，影响了明军的战略。但却忽视了与袁崇焕关系密切的孙元化同样杀了刘兴治，逼反了孔有德，葬送了山东的军备。孙元化造成的损失比袁崇焕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耶稣会士损失了孙元化、张焘两名心腹，但他们对大明的渗透与控制已经一步步完成了。
关于明代的灭亡，以往的观点都是说亡于党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代表东南大地主阶层的东林党的内斗导致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当崇祯登基以后，清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有的罪名就都扣在了阉党的头上。但是如果你对中国历史稍有研究，就应该知道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致力解决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问题。皇帝的统治从来都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维系的。以皇帝为首的皇族、太监、外戚构成了皇帝集团，以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地方的封疆大吏以及军阀集团，各个集团的平衡一旦被打破轻则动乱重则亡国。因此把所有问题都归因到某一个势力的某一个人这就是说书艺人对国家统治的理解水平了。
皇帝不会因为宠爱魏忠贤就给他无限的权力让他去祸祸天下百姓，而太监也不会因为有了权利就胡作非为到葬送掉整个国家。太监是皇帝集团的组成部分，太监是高度依赖皇帝的，因此太监集团是最维护皇权利益的。明代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皇帝因此才建立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实质上就是皇帝以太监为班底重新建立了一套人事体系。这些太监与皇帝是利益共同体，忠诚度可比东林党高多了。东林党说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天启皇帝酷爱木工，不理朝政，实际上是皇帝依靠太监系统把国家大事都办了，懒得跟东林党在朝堂上辩经而已。
崇祯皇帝清除了魏忠贤和阉党，实质上是把维护皇权利益的太监集团清理了，重用的东林党人只会高谈阔论。阉党贪污，东林党一样贪污，但是阉党干事，东林党人事不干。
东林党代表的是东南沿海地区新兴资本势力，是随着郑和下西洋被叫停，民间海运贸易替代了官营出口贸易而出现的海商利益集团。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是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都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策略。开放言路是主导舆论话语权，东林党最擅长的就是掌控言论。反对宦官干政是维护自身的权利体系，不受皇权的干涉。反对矿税干脆就是不交税，所有利益归为己有，国家休想沾边。收取商税矿税恰恰是太监补充国家财政最有效的办法。盐铁专营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验证了行之有效的治国手段，反对矿税就是阻断国家的中央财政，这和今天有些人天天高喊反对国营经济，是不是如出一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确立了白银作为明朝的法定货币，东南地区改稻为桑，发展纺织、陶瓷等手工业，美洲的银矿被源源不断的开采出来运到中国，换取了丝绸、陶瓷、茶叶运回欧洲，殖民者在非洲买卖奴隶再运到美洲开采更多的白银。整个世界围绕白银建立起了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东南的海运业、手工业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东林党正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这也就解释了东林党为什么会对外国传教士天然的亲近。殖民者与买办从来都是互惠互利，从明代、清代到民国，莫不如是。
由于明史很多被篡改，已经很难探究出到底是东林党引来了耶稣会，还是耶稣会收买了东林党。就如同徐光启的孙子徐尔默在《跋几何原本三校本》中所说，耶稣会与东林党也是「两相成而两相得也」。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出，利玛窦从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每一步都是瞿太素通过自己的人脉在推动，利玛窦改僧服为儒服是听从瞿太素的建议，请利玛窦到白鹿洞的章潢是瞿太素的老师，与传教士亲近的官员以礼部官员为主。究竟是利玛窦在传教还是瞿太素在推动利玛窦传教？耶稣会的创始人叫依纳爵·罗耀拉，罗耀拉是地名，按中国人的习惯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依纳爵（Ignatius），而瞿太素的教名也叫依纳爵。
当崇祯皇帝继位，清除了阉党，开始重用东林党。遍观朝堂到处都是天主教的党羽，朝堂、军队、后宫都被渗透，公开受洗入教的也比比皆是。从1610年利玛窦死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只有2500名，到徐光启死后的1636年已发展到38200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个亲王，四十个皇族，七八十个皇族命妇，一等大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十一人、生员三百余人。就连崇祯皇帝本人也信奉天主教。
「上（崇祯）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徐光启）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供奉诸铜佛像尽行毁碎。」 ——文秉《烈皇小识》
向崇祯传教的恰恰就是徐光启。
1643年成都知县吴继善帮助耶稣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成都开教，张献忠攻占成都，吴继善投降，利类思和安文思成为大西朝的天学国师。
1644年李自成攻占山西，绛州大族韩霖降闯。韩霖也是徐光启弟子，曾帮助艾儒略在山西开教，韩云、韩霖、韩霞兄弟三人及全家都是天主徒。李自成对耶稣会一直非常友善。
1645年汤若望归顺清朝，掌管钦天监。
天主教渗透至此，到了南明永历皇帝，满朝尽是天主徒，两位太后、皇后、太子都受洗入教，兵败向教皇求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前我对崇祯的看法是君王死社稷是政治上的幼稚，如果南迁南京，以长江天险为屏障，至少也能维持如南宋的疆域几百年，或许还能北伐收复失地，而崇祯一死南明拥立的皇帝没有正当性必然分崩离析，失去了王朝延续的可能。但是最近研究伪史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明朝已经被耶稣会士一步步蚕食渗透最终被推翻，从叶向高的门生王化贞坑死了威震辽东的熊廷弼，到徐光启蛊惑朝廷聘请葡萄牙炮兵渗透军队，从徐光启李之藻与耶稣会士一同修历掌管钦天监，到洪承畴降清崇祯至死都不能确认，崇祯完全失去了对军政的控制，而耶稣会的势力却渗透进了当时中国每一股政治势力。
尽管这个国家的政权和统治家族正在更迭，有落进鞑靼人手中的风险，这是天主的安排，好让我们在中国这些大片庄稼地里，看见和收获大捆的果实。宗室成员信教的那值得庆贺的时刻也会来，他们能够驱散老百姓对信教的疑惧阴霾，整个中华归主也就指日可期，他们将去拥抱天规诫命。为了达成此愿，我们惶恐地恳求尊父您的神圣祝福，您在圣祭当中来为我们代祷。 何大化 ——《耶稣会1644年中国年报》
正因为如此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已经没有机会南逃了，他大概还觉得耶稣会士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南逃的路线选择了天主教南堂所在的宣武门，然而恰恰是这些耶稣会士阻止了他的去路。走投无路的崇祯此时不得不选择了死社稷。
「现在，皇帝顷刻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太监和强盗的双重囹圄之中了。他跨上了一匹马，在只有600名骑兵的保护下，莽撞地冲向了已经大敌压境的城池的正面。这个城门是原先耶稣会士的小教堂所在地，皇帝试图从这里逃走。但正是这些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因为他们已经将皇帝当成了战利品，拱手让给了敌人。皇帝只能绕过神父们的房屋，向另一个门跑去。但为了防止宫内的人逃跑，那些原本用来保护城门的地方已经被付之一炬。这位不幸的君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重新回到了紫禁城内，在那里听候命运对他的最后裁决。」 ——汤若望 《中国传教史》
1644年崇祯在煤山上吊。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求助艾儒略商讨抗清未果，随后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
1645年天主教徒郑芝龙在福州拥立隆武皇帝。
同年耶稣会士何大化在福州登门拜见司礼监庞天寿，何大化称天主教徒庞天寿为天主教的柱石，又是这个熟悉的称呼。
同年郑芝龙降清，隆武皇帝绝食自尽。
1646年庞天寿偕毕方济往澳门求援，这个时候还在指望着教皇。途中已闻福京陷落，故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帝。南明的军队有葡萄牙士兵，军旗上是西番文和十字架。
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又荐纱微掌钦天监事,改用西历,给事中尹三聘劾罢之。 ——王夫之《永历实录》
南京、福州、肇庆，全部都是耶稣会士传教的聚点，这或许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南明完全依附于耶稣会势力的体现。
1650年 瞿汝夔的侄子瞿式耜在桂林被俘就义。是为数不多为国尽忠的天主教徒，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瞿式耜有妾，有可能后期已经脱离了天主教。假如瞿太素能预知到自家的子侄最终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
1662年 永历皇帝被杀，南明灭亡。
1664年中国天主教徒达到了248180人。
1670年273780人。
1680年徐光启的孙女徐甘第大去世。她被称作「中华教会之母(Mother of the Mission)」、「耶稣会之姊(Sister of the Company)」。
1700年达到清初的顶峰300000人。
1600-1700，100年，这就是耶稣会最终取得的成果。对于耶稣会士渗透颠覆大明统治，后果如此恶劣，我们的史学工作者竟然熟视无睹，天天在鼓吹开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了先进的科技文化。但是文化交流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呢？科学思想来了国家亡了，这是不是有点说不通？
而当我们反转了视角，放弃了对西方的美化和迷信，站在殖民者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一切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现存的中国科技典籍大多以欧洲人口译，中国人笔述的形式完成，显然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基本逻辑。这些传教士大多是到达澳门后才开始学习中文，没过几年就都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思想家了，然后在没有原书的情况下口述几十本科学著作，而那些不懂欧洲语言的中国人又是如何理解并完成这些学术著作的？这样的荒谬的事情发生了几百年如何不让人质疑呢？
合理的解释是华夏在唐宋时期的科技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南宋的海运贸易空前繁荣，航海术已经成熟。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代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空前的水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郑和航海被叫停，官营海外贸易演变成了私营走私贸易。随着官方文献的散佚，科技也被东林党等势力所垄断。明末东林党出于政治目的勾结耶稣会士，借洋人之口表达政治主张和达成个人目的。而耶稣会士凭借殖民者的资助打开了明朝的大门，窃取了明代的科技，以郑和大航海时代的科技成就以及白鹿洞的思想大成，完成了欧洲文明的跃升，并逐步编造出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起源。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美第奇家族腐化破坏基督教的思想为金融资本发展服务，而耶稣会是维护基督教传统的，因此耶稣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完善《圣经》以强化基督教的合理性。在亚里士多德：西方伪史之典范？（二）中已经论述过17世纪欧洲只有拉丁文具备初步的文字功能，因此完善的《圣经》这时才开始形成，借鉴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以及神话故事编写完成的。这一点从罗明坚的《天主实义》和利玛窦的《交友论》这些早期著作就能体现。耶稣会士们从来没有就任何科技理论产生何种争论，反倒是针对上帝、天主、主应该如何称呼争吵了近百年。这种思辨和争论才是产出学术成果的正常状态。这个过程中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三柱石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下是今日份暴论：
圣经《新约全书》包括福音书、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其中福音书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卷;历史书有使徒行传;书信共有二十一卷，其中确定为使徒保罗所写的有十三卷。
这看起来还挺正常的，但是以拉丁语发音翻译的名字就看出问题了，马太翻译为玛窦，约翰翻译为若望，保罗翻译为保禄。耶稣的使徒圣玛窦、圣若望、圣保禄恰恰对应了17世纪在中国最重要的三位天主徒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保禄）。这是一种巧合吗？在我看来这三位对于天主教的功绩足以称得上是圣徒了。
保禄发展和完善了基督教的传道方式。耶穌生前特选了12名使徒，早期基督教的活动是在使徒的领导下活动，主要局限于犹太人范围内。保禄的出现拓展了基督教的传播区域，搭建了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联系桥梁。他接受过严格的犹太教育，又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对希朋思想和文献了如指掌。他是罗马公民，这使得他可以自由四处奔波，在旅途中受到保护，可以进入上流社会。保禄常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是最认识耶稣、最理解耶稣的人。「保禄的心，就是基督的心」。
这段话把加粗的字换成中国，这说的是圣·保禄还是圣·徐光启呢？
大概检索了一下圣保禄教堂，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前一站印度果阿有圣保禄教堂，澳门的地标大三巴即圣保禄大教堂，是耶稣会澳门教区的总堂。徐光启的原籍上海吴淞也有一座圣保禄大教堂。所以这些教堂究竟是在纪念谁？
尼采认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实际上是保禄，而不是耶稣。保禄解释了耶稣之死，并将耶稣否定的「罪与罚」的逻辑重新归给了基督教。
意大利罗马城外圣保禄大殿是罗马天主教的四座特级宗座圣殿之一，据说是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于公元324年在圣保罗原来的墓上修建的。他的塑像上铭刻着「Predicatori Veritatis」真理传播者，「Doctori Gentivm」外邦人的导师。Doctori这个词今天被解释为导师，可是我们都知道doctor的意思是医生或者博士，但是医生跟圣保禄是完全不相关的。那么博士呢，公元四世纪欧洲哪来的博士呢？西方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是中国科举的秀才、举人、进士的复制品，而徐光启恰恰是一位进士。所以Doctori Gentivm的含义其实是「外邦的进士」，这是不是合理多了？
故事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1812年，徐光启后人聚居的法华汇被命名为「徐家汇」。
(99+ 封私信 / 7 条消息)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徐光启给了传教士大量典籍才让欧洲文明大爆发。请问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