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婴堂成立于1869年，由法国拯亡修女会管理，至1949年运营。主要收养弃婴（多为女婴、病弱或残疾）。1951年反帝运动中挖出死婴埋葬地「小圣地」的骸骨，立「万婴墓」碑。
报道数字：1936-1949年收养4万多名婴儿，存活197人（死亡率约99.5%）。整体运营期（1869-1949）收养总数估计1-4万不等，年均约1084人。碑名为「万婴墓」，指累积埋葬。
在上海徐家汇附近的漕溪北路上，有一排整齐高大的房屋。这就是解放前帝国主义开办的「慈善机关」--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的遗址。前几年,走进大门,就可以看到院子里有一座蓝灰色的柱形墓碑，上面写着「万婴墓」三个大字。墓志上记载着:法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为了剥削和掠夺的目的,打着举办慈善事业的幌子,麻痹中国人民,办了个「育婴堂」。帝国主义分子说，这「育婴堂」是专门「拯救」中国苦难的儿童的。其实，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设下的孤儿「死亡集中营」!它们在这里残杀了千千万万中国孤儿。解放前，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围墙外面有一块「小圣地」，那里埋着几万具无辜被杀害的孤儿的白骨。解放后，上海人民将那些白骨迁到这里安葬下来，并且修建了这座墓碑，好让我们上海人民和少年儿童永远记住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我从五岁起，就进了上海的「育婴堂」。很侥幸，我活下来了。我在这个「育婴堂」里住了十一年。它的黑暗内幕,它的罪恶活动,我知道得很多。现在，就把我亲身经历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讲给你听听吧!
我五岁那年,得了一场病,母亲把我送到医院治病。因为病很重,要住院;可是不先交足费用,是住不进去的。经过母亲再三央求,让我住了院。讲定五天内将住院费交来。想不到，我妈到乡下借钱还没回来，医院里就把我当做无主的流浪儿送进了育婴堂。我被带到一间会客室里。一看，屋里有不少人,有男的，有女的，都是穷人。每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都饿得哇哇哭。孩子哭,爹娘也在暗暗地流泪。我当时想，他(她)们抱着孩子来做什么呢?
一会儿,进来一个外国女人，穿了一身黑上衣拖到膝盖，黑裙子拖到脚背。头戴长耳黑布帽,象一只畚箕。胸口挂一只亮晶晶的十字架，左右摇晃着。她又高又胖，一双绿眼睛象一对玻璃球。她假惺惺地走过来，和那些穷苦人谈话。她讲的是上海话。她说:「你们的孩子都是有罪的。进了圣堂,求天主的恩赐,她们必定得救……」后来我才晓得，她是这育婴堂里的主任嬷嬷,名字叫奥斯定。她告诉我们,她和其他的嬷嬷是奉着「上帝的旨意」到中国来，把这些有罪的孩子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当时我天真地想:「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呀!」
可是,进了育婴堂,我就感到那些嬷嬷却象恶狼似的。只要看到我们有两个人在一块儿讲话,就象老鹰叼小鸡儿似的,一手提着一个人的耳朵,将你提得老高!她说，两个人在一起，要讲「犯罪」话的!谁要是哭一声，她就一把揪住你的头发,拎着你转好几个圈!嬷嬷的话就是圣旨,她说盐是甜的，你如果敢说是咸的，她就把你关在一个黑洞洞的小房间里,不给你吃喝。不是说嬷嬷是「天主」派来「拯救」我们的吗，怎么比狼还凶呢?在我们育婴堂的后面,有一块荒地,那里有两间破烂不堪的木头房子。嬷嬷叫它是死人间，婴儿死了就送到那里。我们孤儿们叫它是「挺死间」;意思是,嬷嬷把没有死的婴儿送到那里挺着死! 嬷嬷不准我们走过去看,越不准去,我们就越要去。有一天,吃过午饭睡午觉的时候，知了在树上「嗞嗞……」叫，我和一个小姊妹偷偷地跑出去，越过那片荒地，来到挺死间跟前。我推开一扇小木门朝里看了一眼，吓得打了个冷颤!只见那黑洞洞的屋子里,有两只小木床，每一只木床上挺着一堆婴儿的尸体!我又仔细一看，怎么有些婴儿还在一阵阵抽动呢!那些还没有断气的婴儿,有的裂着嘴干哑地哭着!我再也不敢看下去了。我扯了一下小姊妹的衣襟，撒腿就往回跑。我心里想:「这不是人间地狱吗?」我一年一年的大起来，懂得的事儿也渐渐多起来。年年月月，那位七十多岁的长根老伯伯,一天两次,佝偻着背,挑着一担空篮子,走进挺死间! 一会儿,又佝偻着背,挑出一担沉甸甸的篮子。篮子上蒙了一块蓝布。长根老伯伯每次挑着篮子，走过吃饭间外面的一条阴森森的长走廊，我们就看到那块蒙篮子的蓝布索索地抖动，我们这群小姊妹看在眼里都很气愤地低声议论。这时候，嬷嬷走过来,气鼓鼓地说;「你们说什么!那些小天使已经离开了苦难的世界,到天堂享福去了!」「嬷嬷,那蓝布底下还颤动呢!」「是呀,她们还没有死就给挑出去啦!」
有几个小姊妹当着嬷嬷的面说起来。嬷嬷把眼一瞪:「不许你再讲凌辱『天主』的话!.....，她们已经得救了!"哦!这就叫做「得救」了!帝国主义分子多么阴险、残暴!他们说,中国贫穷落后,孤儿流浪街头,实在可怜。他们说是奉着「天主」的「旨意」,带着面包、牛奶、白糖,来拯救这些可怜的孤儿。来多少,收留多少,越多越好，从来不限名额。不明内情的人,就受了骗,以为他们真的是什么慈善家;其实,他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据统计,育婴堂的孤儿,进去一百个,至少死九十九个!育婴堂里，年年月月，只有八十张床位,每天要接收二、三十个孤儿和婴儿。你算一算，他们每年杀害了多少无辜的儿童!你一定要问，我怎么能活着出来呢?这是因为我进堂以后,侥幸被嬷嬷选进招牌间了。
所谓招牌间,是我们小姊妹这么称呼的;叫嬷嬷听到了,准要撕破了你的嘴!
这招牌间,阳光充足，空气流通，床铺排得这么一宣传,育婴堂就驰名中外;经常有人来参观。参观的人越多，那些狼心狗肺的外国嬷嬷越高兴。因为她们又可以捞一把了!参观的客人一来,嬷嬷立刻通知我们:梳头,换衣服,床铺拖着鼻涕,脚上穿着张口的鞋子。眨眼间,我们就变了样。主任嬷嬷那一副凶险的面孔，立刻堆满了慈祥。她对我们说:「你们听话，摆个好小囡的样子,我给你们糖吃。」
客人来了,一个个都是西装笔挺,腋下夹着大皮包，向我们招手，微笑。我们强装出笑容，跳舞，唱歌，问客人好。客人口里不住地称赞:「幸运的孩子!你们太幸福了!」
「你们高兴吗?」一个穿长袍马褂的胖老板问我们。
我们看着嬷嬷，她在用狼眼盯我们了。我们勉强地说:「高兴!』
「嬷嬷待你们好吗?」一个穿西装的大资本家问。
「嬷嬷真好!嬷嬷宝贝中国小囡!」我们象念经似的，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嬷嬷预先教好了的。
这些官僚、老板、士绅名流，频频点头。他们从皮包里拿出一叠钞票,交给嬷嬷,表示他们的慈悲。他们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剥削来很多钱,再到这里来捞「慈善」的美名!
客人刚刚离开,一切都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嬷嬷脸上的笑容消逝了。我们也不再是可爱的孩子了。一天一天,一月一月,熬受着种种难以忍受的摧残!
冬天,我们也穿棉袄,可是棉袄里的棉花比硬纸还硬。穿在身上，腰不能弯，手臂不能曲!身上冰冷冰冷,小手都冻得红肿溃烂了。
夏天，我们穿着很厚的老蓝布裤子，浑身闷热得发臭了。
冬天,你要是哪一夜尿了床,嬷嬷就要你跪在门外,顶着被褥，迎着凛冽的北风,直等到北风把被褥吹干了，才准你进屋!
夏天，你尿了床,嬷嬷又叫你跪在毒日头底下，顶着被褥，等
到日头把被褥烤干了,才准你起来!
我们招牌间，因为是摆样子的，每日三餐还算给你一点吃的。我们吃的米饭里面什么都有!砂子、老鼠屎、米蛀虫……可是连这样的「八宝饭」也不给你吃饱呀!刚吃过饭，肚子就饿了。你以为那些帝国主义传教士会白白给我们吃饭吗?不会的。她们不但把我们当做摇钱树,向社会上募集大批金钱、物资,供她们享用;还把我们当牛当马,从我们身上榨取血汗钱。我们从十一岁起,就要绣花边,每天坐在花边绷子跟前,做十几个小时，如果你稍微停一下，就要挨骂。花边活做完了,就叫你纳鞋底,连个顶针箍也不给你;只好寻些破布硬纸,缠在手指上代替顶针。稍一用力，针鼻就戳进肉里去!要是针断了,就免不了要挨一顿打。
我们这些人长到十八岁，嬷嬷就逼你出嫁了!她们到处宣扬:育婴堂将这些孤儿收进来，抚她们,教育她们,直到送她们出嫁。事实是怎样的呢?她们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最后就把我们卖给有钱的人家做奴隶，一个人换几十担大米或几百块现洋，这些钱全部落进帝国主义传教士的腰包。什么出嫁,简直是贩卖人口。帝国主义分子对我们肉体上的摧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他们对我们精神上的摧残,更为残酷。嬷嬷天天给我们上宗教课。上课时，你要是稍微动一下，嬷嬷手里的那根戒尺就朝你头上打下来。嬷嬷还给你讲地狱,讲魔鬼,模仿着魔鬼的样子来吓你，他们妄图用宗教迷信思想来恐吓麻痹我们，让我们这些孩子永远听从他们的摆布。但是这是枉费心机，我们这些穷孩子是吓不倒的。哪里有剥削,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帝国主义分子惨无人道的迫害激起了我们的反抗斗争。一天,大家拿着绷子在绣花,小姊妹陆洪娣偶然讲了一句话,被嬷嬷看见了,她大发雷霆,拿起鞭子,把陆洪娣揿在地上就打。陆洪娣忍疼从地上爬起来,夺过鞭子,朝嬷嬷身上抽去,吓得嬷嬷抱头而逃。嬷嬷是不肯罢休的。第二天陆洪娣被调到小毛头间做重活。那里又暗又潮,婴儿饿得不断啼哭,陆洪娣见一个婴儿已经饿得哭不出声音来了，就用自己吃的粥汤喂他,谁知又被嬷嬷看见了，嬷嬷走上去，一把抓住陆洪娣的头发，大声骂道:「你这家伙不识抬举,一再违背『上帝』的『意旨』,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就把她拖到了院子里毒打一顿。然后把满身伤痕的陆洪娣关进阴暗潮湿的小搁楼。但是陆洪娣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她撬开搁楼的小气窗,把头伸出窗外,大声向路上行人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过路的群众知道育婴堂的真相以后,非常气愤,纷纷涌到育婴门前提抗议;我们在堂里也团结起来和嬷嬷斗争。嬷嬷吓坏了，急忙把陆洪娣从搁楼里放出来。这场斗争大长了受难孩子们的志气。在育婴堂里，类似这样的斗争是很多很多的。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派了工作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育婴堂。在工作队的支持下，我们和嬷嬷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上海人民也纷纷集会声讨帝国主义杀害我国儿童的滔天罪行。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在育婴堂旁边的荒地上挖出了被害婴儿的尸骨八百多斤……在大量的罪证面前,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
「育婴堂」由人民政府接收以后，我们看到救护车开到挺死间的跟前，医务人员从死婴堆里救出那些奄奄待毙的婴儿,把他们送进医院。他们还给孩子们洗澡,拆洗肮脏的被褥,换洗衣服，改善我们的伙食，给我们检查身体。我们这些小姊妹大部分患了肺结核、黄胆病,健康情况正常的很少。是党把我们从苦难的深渊中救了出来，在党的关怀下逐步成长起来。
现在我们有的当了工人,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的在医院里做护士,有的做了人民教师,……我们正在各个不同的战斗岗位上，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文章摘选自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旧上海的故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