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大约二百年，到了太平天国才爆发成汹涌的巨浪，演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它为反清运动做了初步的收尾，也为国民革命提供了先期的启示；在时代上，它是革命对象交替的关键转折点；在社会上，它是新旧思想转变的枢纽。它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相当长远，我们应当摒除一切成见，极其客观地写出它在近代史上的地位。
为什么这场壮阔的浪潮发生在道光、咸丰年间？其中有几种原因：一是帝国主义者闯进了中国，带来滔天祸害，让人民感受到未来的压迫「将永无止境」，于是产生了一种自觉的反抗运动。三元里平英团和佛山团防事件，都在这个时期的广州发生。广东与外国人接触最早，感受也最深刻，所以他们最先产生了这种民族自觉。而广东的官员不懂得正确领导，反而加以压迫，人民把这些官吏视为洋人的奴才，张贴揭帖、哄闹抗议，到最后官员也无可奈何，英国人也产生了戒心。于是民间流传「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谣。「能让百姓怕他们所怕的官吏，那就已经渐渐能把大官玩弄于股掌之间了」（《粤氛纪事》语）。人民在鸦片战争时，已经看透了那群「喧哗扰乱、抢掠财物、一见夷船就卷包逃跑」的士兵，对清廷的统治力怀有轻视心理。他们觉得一方面要抵抗外来势力，一方面要改造政府，这种革命心理的形成，自然使两广地区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二是中国旧社会的循环规律，总是治乱交替。因为我们的祖先，对「富庶」之道没有深入研究，不知道发挥经世济民的学术来维持社会平衡，只能受自然淘汰率的支配。大乱之后，人口减少，有荒地可开垦，田产足够使用，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有提高，这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比一天多，荒地一天比一天少，土壤不知改良，水利不知兴修，生产力减弱，消耗力增强，生活水平就下降了。老百姓莫名其妙，只能烧香拜佛，叹息自己的命不好，士大夫阶级和政府当局很少明白其中的道理。即使少数人有「负经世之志」，也没有「经世」的能力，只好听任天灾人祸自然演化。所以我国有「三十年一小乱，一百年一大乱」的俗语。一遇荒年，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小乱就变成大乱。等到互相争斗杀戮之后，人口自然减少，就「乱极思治」了。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盛世，嘉庆以后，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内乱，五省的白莲教之乱、西北的回乱、西南的苗瑶之乱以及东南沿海的海盗，扰乱多年，而人口增加仍然非常急剧。道光二十一年，已经达到四万多万，比乾隆初年增加三倍，比嘉庆初年增加一半。开垦的田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循环规律到了最低点，自然淘汰的时刻就降临了。三是人口和土地的分配问题。前章说过，以中国的疆土养四万万人口，本来不成问题，但是在分配方面，一般老百姓穷苦不堪，土豪、富商、贪官却奢靡无度，相形之下，太不平均了。虽然那些人不能「长保富贵」，但豪强兼并的形势，总免不了。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上奏说：
臣认为（米价腾贵）是由于田地归富户所有：国初地多人少，所以地价贱；承平以后，地够养人，所以地价平；承平久了，人多地少，所以地价贵。从前每亩一二两，现在到七八两，从前七八两，现在到一二十两。穷人卖田后无力再买，富人买田后不再卖。近日田地归富户的，大约占十之五六。从前有田的人，现在都成了佃户，每年收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收粮后，非得高价不肯轻售，实际掌握粮价高低的权力。一件东西，一个人买，价格不能涨；十个人买，就顿时上涨。十个人卖，价格不能求多；一个人独卖，就可以任意抬价。这样米谷怎么能不贵呢？
当时有主张限田的人，如漕运总督顾琮就是一例。他请求限制每户不得超过三十顷。可见拥有三十顷以上地主一定很多，这种情形在乾隆时已如此，何况嘉庆以后？道光时章谦在《备荒通论》里，估计一个佃农的生活：「耕田二十亩，按中等年景计算，每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所剩仅一石。一亩田，农具费、播种费、雇工费、祭祀费、牛力费，合计大约需钱一千文。」加上春耕时的高利贷，秋收后贱价卖粮，所剩无几，往往不够一年衣食。而豪富之家，「席丰厚，乐骄逸，诙谐调笑，穷尽园林亭沼、倡优巧匠之乐」。要和大多数贫苦人家「丰年尚且免不了饥寒，荒年填沟壑」的非人生活相比，不革命还有什么办法？四是官吏的榨取，并不因人民生活穷苦而稍有缓和，反而因社会困难而贪污更甚。清代用利禄诱惑士大夫阶级，本想制造「汉奸」压制反侧，结果却是「如今的风俗，弊端在于好谀嗜利，所以从公卿到庶民都唯利是趋」（《柏龄山房文集书后》）；「好利胜过一切的人度量必定宽容，其流弊就是倚势营私，最终归于不知耻」；「得志后利弊贤否，全然听之，无人敢议其非」（郭嵩焘语）。况且政府用卖官鬻爵培植贪污，用薄俸陋规驱使贪污，社会上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奖励贪污，于是中国整个成了自私自利的贪污世界。王命岳在《惩贪议》中说：
臣听说治理必须先惩贪，惩贪必须先表彰廉洁。议者说小吏不廉，是大吏引导的；大吏不法，又是谁引导的？臣于是不能为在朝大臣隐讳。因为一方面能卖朝廷的爵位，使天下没有廉吏；一方面能卖朝廷的法律，使天下贞良之人无所劝勉，污秽之人无所惩戒。天下没有廉吏，又善者无所劝，恶者无所惩，怎么能不放纵千百头虎狼于天下，吮尽天下苍生呢？
士大夫阶级是统治者，他们做官为吏，生活总比一般人高贵些（除了教书先生是清贫的）。林则徐是清廉的官吏，他一生做过几十年的督抚，死后只有几万两遗产。他说：「吃得穷的人，一天有一钱银子，诸事就宽裕了。」可是他的家信说他儿子在北京做官，一月有八十两银子，还极「清苦」。这固然因为中国大家庭制度和宗法社会，寄食的人太多，但官宦人家的排场，也可略见一斑。因此「掌管临民之业的人都大赚」（《我佛山人传》中语）。不管从地位还是生活上看，这自然是极好的职业。所以大家都拼命往官场钻营。官吏一天天增多，民生就日益痛苦，这岂止是「千百虎狼」，简直是遍地虎狼，天下苍生被吮吸得憔悴呻吟，到了不能再忍的时候，只有相率揭竿而起了。五是对外国际贸易，本来是出超，因鸦片输入一变而为入超。从道光七年到十三年，大约有三千七百万两以上的纹银出口。道光十八年，一年就输出一千多万两（查看当时的贸易统计表可知）。由于金融外溢，发生银贵钱贱的现象。嘉庆以前，每两银子换钱约一千文，道光初年换到一千一二百文，十八年换到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换到二千至二千二三百文。民间用钱作交易媒介，而纳粮要用银子。以钱折银，「朝廷日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一般佣工的收入是钱，折银就只合一半。「流亡之众，逋赋之多，实由于此」。中国老百姓内受官吏富豪的压迫剥削，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再加上水旱天灾，流离颠沛，与其朝不保夕做逃亡的生活，何不如铤而走险做掠夺生活呢？
综上五种原因：（一）民族自觉，（二）治乱循环，（三）豪强兼并，（四）官吏榨取，（五）金融外溢，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时的政治腐败到如此地步，法制有名无实，道德也部分失去维系力。再加上西洋势力的压迫，我们无法抵抗，真是内外交侵的情势。民族革命运动遇到这样的时代和环境，自然要突飞猛进了。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先驱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是民族革命的承前启后人物。官私记载都说他 是朱九涛或洪德元的弟子，接续他们的势力而起。朱、洪的事迹无可考，但总是天地会的首领。道光末年在广东起义，很像后来的洪大全。天地会党人假托朱姓洪姓是二百年来的老套路，洪大全也是一个托名，他原来姓焦。我们根据中外史料和当时事实，不妨这样假定。因为湖南两广的地方官，抓获会党，都供出有朱九涛，是广东老万山会首，张添佐改名赤松子，也称徐先生，广东虽有老万山但远在海外，乃是会党「开山堂」的名称，并非实指其地。先生是会党对军师的称呼，乃第二首领。法国人卡勒与伊凡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Callery et Yvan: L'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n, 1853）描述天德皇帝的事迹很详细，有张添佐为军师，他自称崇祯帝的十一世孙。天德即洪大全，他既自称明朝后裔，必有一个朱姓的名字，大约就是朱九涛。不然，一个举世轰传的会首，为什么官方查不出人来？赛尚阿擒获洪大全的奏折说：「上年湖南巡抚所禀永安城中有朱九涛、李丹其人，该犯口操楚音，恐怕改名隐匿。又传闻洪秀全入永安后，曾邀天德王入住城中。又闻贼中有一湖南和尚，与洪秀全伎俩相等。」这推论大致不错。洪大全在衡州时确实当过和尚。「大凡会匪姓名，随时更易，预图趋避。即使姓名得实，又有隐语暗号，且多冒称朱姓，为前明后裔，并间有假称洪武字样，更可藉此煽惑。」（咸丰元年徐广缙、叶名琛奏语）至于洪德元、洪大全声音极相近，或许也是托名被人传写错误。我们首先说明这一点，就是为了知道洪秀全早年出身于天地会。虽然后来他自己不承认，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以及太平天国的制度，都来自天地会。他是一个继承者。
然而直接承袭天地会的势力，首先举起革命义旗，为当时党人所拥戴，结果却被洪秀全陷害的，就是天德皇帝洪大全。据法国人记载：他曾在广州北门贴过赏单，悬购粤督徐广缙的首级，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可见天德的称号，在道光二十九年已经建立，比洪秀全金田起义早一年。不过他们没有固定地方，只凭散漫的会党，虽然声势不小，实力确实有限。魏源在《圣武记》里说：
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血，横行乡里，小则剽掠，大则擅杀，各有名号。兵役皆为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诺，吏不敢问。而彬桂两粤奸民已到处蠢动。党羽漫延三省，逋逃聚集，论者谓边防隐患，在苗瑶之上。
魏源所谓「在苗瑶之上」的「边防隐患」，果然在道光末年爆发了。因为天地会的潜势力散布在南方楚、粤一带，所以湖南两广成了革命的策源地。新宁李沅发，首先举义旗，攻城杀官，但不到一年即被擒。陈正成在厦门设三合支部，被拷掠而死，其党黄威到咸丰三年才起事，仍称奉「大明天德皇帝」的诏旨来征厦门。两广一带，风起云涌更不必说：如大头羊（即张钊）、大鲤鱼（田芳）、罗大纲（均在大黄江口，《贼情汇纂》说罗是揭阳海盗）、颜品瑶、颜品喜、苏碍三（高廉一带）、李士青（钦州）、张家福、钟亚春（庆远）、陈亚葵、陈东、山猪箭（柳州）、刘官方、梁亚九（武宣）、区振绀（象州）、谢江殿（浔州）、张嘉祥（高要人，在贵县为盗魁，拥众万人，以劫富为号召，有「扶弱锄强张嘉祥」之谣。按察使劳崇光招抚之，改名国梁，后随向荣追击太平军，为江南大营总统）以及湖南窜来的雷再浩等，不下数十股，大都和天地会有关系。他们借着官虐民怨的情况号召远近，做「反清复明」的事业。只因会党的组织是平等的，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称王建号，所以散漫而无力，洪大全知道这样不能成事，才自称为「天德皇帝」，假托明朝后裔，想成立「统一阵线」。可惜广东有叶名琛那个怪物做巡抚总督，他对付外国人不行，对付革命党却有办法。他下令对会党「格杀无论」，当时死者有十几万人。他还自夸：「若将屠毁村镇包括在内，当四倍于此。」（见叶名琛《浮海记》〔Yeh's Portrait〕）经过这一次大屠杀，会党在广东渐渐不能立足，多半投到洪秀全的太平军中，而天德皇帝本人，也就成了秀全的上宾。我们看洪大全自己的供词：
我是湖南衡山县人，三十岁，多次应试，考官屈我的才，我心中愤恨，于是饱读兵书想图大事。数年前游方到广东，于是和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和我不是同宗，他和冯云山都懂文墨，屡试不中，也有大志，先曾往来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和鬼说话，于是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名目，称为天兄降凡。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坐小天堂，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借此煽惑会内之人。所以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全知道。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力已大，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到处造反，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太平王。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手下的人，都称我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直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我和洪秀全初七日才坐轿进城。只有我们两人住在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人都不住里面。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里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哪有许多称王的？而且他仗妖术惑人，哪能成大事？我暗地存心，借他猖獗势力，将来地方多了，我就成我的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而且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他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近因四路接济不通，官兵围攻，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逃窜。我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肯听我令，致被打败，将我拿住了。至于本姓，实不姓洪，因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见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赛尚阿奏折附单）
这供词曾见于邸抄，被译载于《叛党起源志》中。虽然有「不实不尽之处」，但所述太平军初起的事迹都很正确，必非满清将领所能伪造！可是当时人都以为「贼众窜出，无可如何，不得不张皇装点，藉壮国威，并稍掩己过」（陈坛疏语）。因此清廷不相信赛尚阿的话，「迭加薄惩」，转说洪大全「原非首要之匪」。然而当时把他押解赴京（解官为郎中联芳员外郎丁守存），沿途督抚都有奏折，刑部更有「广西逆首洪大全押解到部」的专折。为什么那样郑重其事？清廷自相矛盾，随便把大全杀了，足见他们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太有限，却不料引起后来对洪大全有无的怀疑，真是奇怪极了。洪秀全最初和大全「结拜天地会」，后来「恐怕人心不固」，才编出天父天兄，「将会名改为上帝会」。他所以能尊洪大全为天德王，和他「同称万岁」，必然洪大全有自己的身份和实力。他号称「天德皇帝」，得天地会党人拥戴，洪秀全在天地会最初地位还不如他高，所以当时天地会的文告中，都说：「封洪秀全为太平王。」（见太平天国诏谕）洪秀全虽未必受他人之封，但在天地会的传说和系统中，皇帝是姓朱的，被洪大全先假托去了。洪秀全早年假借天地会，起事利用天地会，后来又反对天地会，在他发布的书籍中，都可证明。其原因据说是他主张反清而不复明，内心却恐怕自己当不成皇帝，所以「必当另建新朝」。洪大全在广东失败后，寄人篱下，虽被洪秀全优礼，也颇有纡尊降贵之感。他不愿称万岁，「自居先生之位」，「叫洪秀全为大哥」，不过是养晦待时之计。漫说洪秀全不疑心他，就是杨秀清、萧朝贵一般从龙功臣，又怎能甘居其下，奉此别派首领呢？天地会和上帝会的思想分离，不仅是「神道设教」的偶像不同，实际上也由此「两头政治」的势力冲突，所以天地会党人「不久就散去」（见《中国秘密社会史》）。只有林凤祥、罗大纲始终未去，而「萧朝贵不听我令」，洪大全终于被擒了。《贼情汇纂》说：「杨秀清忌其才，又恶其说，遂囚之。」《平定粤匪纪略》说：「或曰秀清囚之而逸出被获也。」我们看赛尚阿的奏折，也说「其被获时头戴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他为什么「自行锁纽」？供词中未明言，但在他的题词里，可以看出一点消息：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虎口」、「贼徒」不都是指太平军吗？秀全「多有请教」，所以一般人说太平军的制度是大全手订的，他是「谋主」（清廷也说洪大全即逆首洪秀全之谋主），似乎不是无根之谈。词中「运筹工」大概是大全自诩之词。「漫将金锁绾飞鸿」则明显有被囚之事，不能用被俘获来解释。除非证明这首词是假造的。但咸、同间人，未必有如此好事者。大概洪秀全、冯云山是天地会的旧党，对他还有相当礼貌，杨秀清、萧朝贵是上帝会的信徒，对他就不大客气了。杨、萧有意陷害他，是可信的，目的在假手敌人清党。从此天地会和上帝会完全分离，彼此都讳言两方合作的源流，大有「各行其是」、「丑不外扬」之意。但是天地会为太平军做了除难的工作，而洪秀全反数典忘祖，肆意诋毁，失去一般老革命党的同情和协助，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大原因。
附带还有一个遗像的问题，不得不略为说明：近人书中所载的洪秀全像，完全不对。此像初见于法人的《叛党志》，署名「天德」，说是天德皇帝到处发布，用以显示明朝衣冠。年貌都和洪大全相合。如果是洪秀全，就必定戴风帽，有胡须，是四十岁以上「面阔高颧」的人；而决非穿戴明朝衣冠、三十左右、面貌清秀的人，那无疑是洪大全的像了。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兴亡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布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即西历1814年1月1日。他先世是潮州、嘉应一带的「客家人」。客家原本是中原汉族为避异族之乱南迁的。他们保持着强固的民族思想，因聚居山地，有坚毅勇敢、勤苦耐劳的性格，常和「本地人」发生冲突，甚至械斗。他父亲名叫镜扬，是乡村里的「堡尊」，因累世务农，家境颇苦。他从小入村塾读书，聪慧异常，成绩优异，塾师和父老都很称赞他、期许他。十八岁开始辍学，当村塾教师。他四次到广州应试，四次都失败，始终没考中秀才，心中十分怨恨。但道光十六年第二次应试时，在街头遇到基督教传教士梁发宣讲，赠给他宣传小册《劝世良言》。次年，他第三次失败，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沮丧回家，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一个老人「遣天使接天王升天，命诛妖，又差天王降凡救人」。又朱书：「天王大道君王全」，他觉得这是「受天之命」，要做人王，于是改名秀全（原名仁坤，小字火秀）。并作诗一首说：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在这首诗里可以看出他的气概不凡。他的态度也有显著变化：从前活泼诙谐，病后则端庄严肃，判若两人，因为他既有帝王思想，自然模仿帝王的风度。不过这只是他的一种妄念。其实他受了士大夫传统的遗毒，仍想青云得路、光宗耀祖，在几年的教读生活后，他最后又到广州应试（道光二十三年），结果依然失败。于是由爱慕转为怨恨，蓄志做排满革命的事业。这正是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排外抗官气焰高涨的时候。他曾和弟弟洪仁玕说：
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奴，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犁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见《英杰归真》）
仁玕后来说他：「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他痛心中国几千万金银「化为烟土」，可见他受了鸦片战争的影响。他痛心五万万华人受制于数百万「满洲狗」，可见他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他和天地会党人联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莲家塘李家授徒，开始翻读《劝世良言》，才恍然大悟，梦中那位老人，就是天父皇上帝。从此他的民族革命意识里，又笼罩了一层宗教思想，把《劝世良言》当作新奇的「天书」，用牵强附会来解释他的幻梦。自信是天父的第二子，耶稣为天兄，奉命诛妖，拯救天下。憧憬天堂永生的快乐，创造出一种「惟从上帝」的新宗教。于是自己施洗，并将家中偶像及塾中孔子牌位除去。逢人宣传，信者不多，不久就被村中父老反对而失业了。于是不得不和最初结合的同志冯云山——也是一个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的人——去到广西另找活动的地方。
道光二十四年，秀全住在贵县赐谷村约十个月，苦心传道，只得到百余信徒，颇感失望，仍回花县。但冯云山早已独自去桂平县紫荆山，混在烧炭工人中宣传新教。三年间居然得到三千多信徒，于是组织「拜上帝会」。秀全在家设帐，苦思冥想，也形成了一套革命理论，他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就像父亲分家产给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的遗嘱，各自保管所得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强夺兄弟的产业呢？」他认为天父一家，分居万国，各治其族，各享其乐，彼此应互助互爱，不应互争互夺。以宗教为出发点，想实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甚至社会革命，很接近理想的大同世界，这道理本来不错。可惜他的知识太浅薄，所倡导的基督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只知道利用基督教的皮毛名词（虽然道光二十七年他到广州见美国教士罗孝全，但未受洗礼），骨子里仍是白莲教假托神权号召愚众的老一套。他读过一些中国书，脑筋受儒家思想支配，但他「学书未成」，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切了解，又因屡试不第，迁怒诗书，借耶教不拜偶像之说，抛弃孔孟，这和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因殿试不中到处滥杀进士是一样的心理。他既迷信上帝，教人「信实有福」，「无灾无难」，「撒手时天堂易上」；「叛逆有哭」，「蛇虎伤人」，「尽头处地狱难逃」。说人生是「小天堂」，死后升「大天堂」，孔、佛、道三教都是妖魔。其实他们自己弄玄虚，「学有妖术」，杨秀清假借「天父降凡」，萧朝贵假借「天兄降凡」，乱说「鬼话」。这样一知半解、不中不西、迂腐荒谬的宗教思想，难怪引起真读中国书的曾国藩和信仰基督教的洋人反对而失败了。
他第二次到广西和冯云山相会，在道光二十七年。这时拜上帝会的势力，已蔓延广西东南各县。烧炭工头杨秀清、萧朝贵、富豪石达开、韦昌辉、地主曾玉珍、山民胡以晃、矿工秦日纲等，都加入了他们的组织。暗中奉秀全为领袖、教主。他们的势力既大，到处捣毁庙宇，地方士绅当然视为「邪教」、「会匪」，冯云山被捕入狱。桂平知县以为是天主教，不愿干涉。只把他递解回籍。他把押送的差人说服，一同逃到紫荆山。秀全因运动营救云山去广东，云山也追踪到花县，二人密谋策划。道光二十九年，他们重回紫荆山。这时两广的天地会党人，已经到处起事，土匪乘机骚动，官吏置若罔闻，老百姓已感到极大不安。再加上饥民挨户抢粮，绅商团练自卫，贫富阶级对立，土客械斗纷扰，都显示大革命爆发的前夕，整个旧社会已走向崩溃。洪秀全、冯云山在这种环境下，岂有不加紧训练组织？果然机会一到——上帝会信徒被官兵压迫、反抗情绪最热烈的时候，他们就在金田村高举「太平天国」革命义旗。这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值秀全三十八岁寿辰。
咸丰元年（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攻破永安（今蒙山县）。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清军主帅赛尚阿围困他们。二年春，秀全等突围，进攻桂林，未克，改攻湖南。过蓑衣渡，冯云山战死，萧朝贵攻长沙，也阵亡，他俩一文一武，是洪秀全最得力且最忠实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死对太平军损失极大。秀全围长沙，清兵追踪云集，顽强抵抗，于是向湘江下游进展。在岳州得到吴三桂留下的军械，并掠夺五千多只帆船，实力补充后，直逼武汉。他虽打下汉阳、武昌，并未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采纳钱江的建议，咸丰三年正月，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九江、安庆、芜湖。二月九日，攻破南京，就定都于此，名曰「天京」。他们从金田起事到此，不过二年两个月，便以疾风迅雷之势席卷东南。初起不过一万多人，到南京已有几百万人（《贼情汇纂》统计男丁一百八十万，妇女三十余万。《太平天国野史》统计伍卒听使共二百七十六万九千八百人，合各官卒使总共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二十一人）。为什么能这样顺利？原因大约有三种。
（一）宗教的诱惑 当时一般民众，正陷于天灾人祸、水深火热，在饥馑死亡线上挣扎，洪秀全用未来的福音麻醉他们的痛苦，让他们憧憬「天堂」永生的快乐，去跟着「打江山」。这和白莲教一样，具有煽惑作用。势力形成后，裹胁更容易。李秀成《供状》说：「天王常在深山密藏，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也有读书明白之士不从。从者都是农夫之家、贫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可见最初信徒只有一些贫农。而杨秀清领导的桂平平隘山烧炭工人，秦日纲领导的贵县北山矿工，都是他的基本群众，大多是被排挤受苦的客家人。后来在长江一带加入的，仍是农村贫民。曾国藩致弟弟信说：「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战，希图当军帅旅帅以讹索乡人，掳掠郡县村镇以各肥私囊。是以每战动盈数万人，我军为之震骇。」胡林翼奏疏也说：「皖省贼匪因年荒粮尽，裹胁饥民数十万。」所以有人说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杨秀清、萧朝贵发布的檄文，都指责「饿殍流离，暴露如莽」，是清人「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的罪恶结果。而自称「体上天好生之德，痌瘝在抱，行仁义之师，胞与为怀」；哪一个不愿意「常生有路，得享天福」，而甘愿「受其（满洲）淫污恶毒」，「帮妖变鬼」呢？因此就「蓄发助战」了。
（二）民族的思想 汉人受压迫约二百年，民族思想早已潜滋暗长，一旦遇春雷惊蛰，怎能不蓬勃旺盛？洪秀全虽代表贫农阶级起来革命，但他本人不见得没饭吃，而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却是富有之家。可见他们的革命，不仅受生活压迫，还有民族意识在内。天地会党人到处响应，多半是这个原因。我们看杨、萧的《奉天讨胡檄》，就知道他们特别注重这一点：
我们认为天下是上帝的天下，不是胡虏的天下；衣食是上帝的衣食，不是胡虏的衣食；子女民人是上帝的子女民人，不是胡虏的子女民人。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氛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中国之无人也！中国是首，胡虏是足；中国是神州，胡虏是妖人。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我们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辄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愚弄中国、欺侮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恶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掳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务期肃清胡氛，以享太平之乐。
他们对一般民众的宣传，是敷陈基督教义，解决生活；对士大夫阶级的宣传，是阐发民族大义，报仇雪耻。手法相当巧妙，自然能引起汉人的义愤敌忾，投身革命。
（三）军事的组织 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是模仿中国古法（《周礼》及《司马法》），以军为单位，下分五师、五旅、五卒、四两、五伍，共士卒一万人，伍长二千五百人，两司马五百人，卒长一百二十五人，旅帅二十五人，师帅五人。合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一切制度以此为基础。他们经过相当训练，尤其精神方面。所以纪律比较严明，战斗比较勇敢，富有新兴朝气，不怕牺牲。连他们的敌人曾国藩也很佩服。《贼情汇纂》诋毁太平天国「百事妄诞」，却独称赞其「队伍之制，条目井井，虽时有损益，于初制终无改移，盖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为足恃也」。又说：「蔓延数省，未见穷蹙，所恃无他，盖始定军目，不愆于法，有以启之。」可见他们的军事组织比当时官军高明多了。官军分八旗和绿营：八旗战斗力早随着满人养尊处优而丧失；绿营腐败，在嘉庆时已完全暴露，所以平白莲教还仗乡勇。道光以后，更不用说。士兵无衣无食（很低的饷粮也被官长剥削），自谋生计，没有纪律，没有训练，扰民有余，打仗简直谈不上。这怎么能和太平军抵抗呢？
此外太平军的公产制度，禁止财物私有，平等制度，上下都称兄弟，也是使一般穷苦老百姓向往的原因。可是他们没有战略，没有抓住士大夫阶级，而一切制度，在高级人员方面，又不能以身作则，所以仍不免失败。
洪秀全到南京后，派军西征北伐，连樯江上，陈师河朔，声威震动全国，影响达于世界，可谓盛极一时。但得地不能据守，没有一定疆域，长江军事要点，上游武汉旋得旋失，下游上海始终未占（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占上海约一年半，秀全不加援助，终于失败）。甚至清军的江南大营逼围南京，江北大营雄视扬州，对江的浦口、江浦，都不能长期保守；又不全军北进，力争畿辅，林凤祥、李开芳孤军无援，终于被歼，在军事上可说是毫无策略。这已经注定他的命运。咸丰六年又发生大内讧，更给予致命打击。以后还能支持八年，完全靠后起的两个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他们一方面利用大股捻匪作为声援，把湘军名将李续宾围歼于三河，一方面扫荡江浙皖赣，把江南大营总统张国梁逼死丹阳，但仍是狂飙式的破坏，只有牵制力量，全无建国企图，结果陈玉成被捻匪骗执，李秀成从苏州回京，也就一筹莫展。曾国藩说他们「奔命各处，实有日就衰落之势」，大致不错。所以他们在十五年间，为民族革命开一朵灿烂奇花，但未结果实，就被暴风雨摧残了。
他们的内讧，当然无可避免，因为洪秀全知识太差，没有驾驭群雄的本领。他的朋友洪大全、谋士冯云山、勇将萧朝贵都战死，更使他失去灵魂。杨秀清机诈自喜，权术有余，才德不足，秀全让他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其节制。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南王七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奏事时，东王立在陛下，其余跪在陛下，并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跪呼千岁。这和初起时结盟同宗的意义已不合，而秀清俨然副领袖，怎能不使其他诸王愤恨？况且秀全到南京后，深居宫中，大过皇帝瘾。务求享乐，不问朝政，一切委给杨秀清，一方面威权下移，一方面恣睢日甚。《贼情汇纂》说：
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声色货利，往日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徒立科条，军务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败亡，可烛照而数计矣。
「繁华迷惑，养尊处优，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果然天王疑心杨秀清要取而代之，暗中唆使韦昌辉设计杀秀清，石达开心怀不平，昌辉又杀他的眷属，专横一如东王。秀全见去一杨秀清，又来一杨秀清，于是下令杀北王。想联络翼王，而翼王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遂别树一帜，纵横江南，最后入川，也被骆秉章擒获。天王遭此内讧，疑忌外臣，宠用亲族，政治混乱，群众从此解体。
他崇拜上帝，最初是借神权，后来简直变成疯狂迷信，我们从他的宣传品中，随处可见。李秀成《供状》说：「天王自失东王、北王后，不知谋虑，不问政事，一味只知靠天。上帝教原是起兵时第一着。但既立江山后，总有许多军民制度，一切爱民的政治。天王迷信过深，竟谓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将政事办好，可笑安福王等不思开导，反多附和，从此天王实认天是真权真力，其他一事不管。后来人心也乱了，粮食也尽了，还是只讲天话，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直至殉国，只守此心，信道可谓极笃，然国破家亡，皆此之由也。」李秀成报告「围城粮绝，众心解体」。他说：「朕奉天父天兄命下凡作九州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尔畏死，去留任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助，自有人扶助，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天京绝粮，他下令食甜露，说是天食。辛酉十一年，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但未实行。如此荒唐，怎能不失败？
其实他只是三家村学究，知识低级落伍，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残留。他褒封诸王、奖励功臣，都是「累代世袭」；规定称谓、制作礼仪，「不得僭分干名」。自己帝制自为，官职羊头滥封，封建意识非常浓厚，个人主义尽量发挥，自称上帝之子，国宗是特殊阶级。他们禁止私有财产，一切归「圣库」，日用按规定支领，但高级人员不受限制，积聚敛财，穷奢极欲。他们严格禁止男女混杂、夫妻会合，说是：「创业之初，必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私……不惮目前之劳，必享将来之福。」「太平一统，那时天父开恩，论功封赏，富贵显扬，使一般兄弟室家相庆，夫妇和谐，猗欤休哉！千万年之功业在此，千万年之福禄亦在此。」但高级人员征歌选色，广蓄姬妾，秀全在永安就有三十六个女人，以后更不必说。这怎么能让下级干部心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仍是官僚遗毒，可见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没有一定方向，徒多矛盾，偶窃偏隅，意骄志满，「哪能成大事」？
一般贫农革命的性质，都是信仰异端，想谋自身福利，这和统治阶级的士大夫相反，必定遭他们敌视。若革命领导者能向士大夫妥协，或许能建立新政权，但贫农利益自然要牺牲。只有靠人口减少来调剂现状。洪秀全不但信仰异端，而且是中国所未有的异端，不但不向士大夫妥协，反而竭力进攻。他本身若健全，未尝不可与旧社会一决雌雄，可惜他缺陷太多，如何能和根深蒂固的旧社会对抗？王闿运说：「洪寇势大，非稍用智略不定。今之曾、李，少胜洪、陈，因收其功，亦非天幸。后之论者，未识几人知此？」这话很对。曾国藩是翰林出身，教育程度比洪秀全高得多，等于大学教授对小学生，何况他又是几千年旧社会的代表？他的《讨贼檄文》攻击洪秀全说：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关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神鬼所共愤，欲一雪此恨于冥冥之中者也。
曾国藩用礼义名教激发士大夫，用忠臣庙宇激发乡农，他领导这两种人反对洪秀全，绝不谈民族问题，只拥护中国文化，大多数中国人当然同情他。清初天主教就因不拜祖先而被禁止，何况洪秀全要彻底宗教革命？宗教革命还不要紧，为什么连孔孟都抛弃，中国书都不许读？这样倒行逆施，难怪失败。后来他才明白，将中国典训增入宣传品，《太平诏书》加了很多，并托天父降凡说：「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见《士阶条例·劝戒士子文》）可惜太晚，湘军势力已起。其实他们的思想多半还是中国旧思想，只袭取基督教外貌，反而掩蔽了正当的民族主义，这是最大失策。我们看当时人对他们的批评：
著书之人本生长于中国，所习见习闻者，皆中国孔孟之理。乃后入耶稣教，故所言犹是儒理。其实耶稣之道，爱人如己，与儒家不甚相远，惟不敬鬼神一节稍异耳。（见拙著《太平诏书跋》）
据传说左宗棠在长沙曾劝洪秀全放弃基督教，标榜中国孔孟之教，他没听从。后来左宗棠也是他一大劲敌。可是洪秀全对中国社会背景认识不清楚，对天地会历史背景也认识不清楚，但他本人完全受这两种背景影响，一切受其支配，却口口声声反对，岂非自讨苦吃？曾国藩代表中国社会，领导士农阶级，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四面包围，渐逼渐紧。同治三年，他弟弟曾国荃攻克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灭亡。
第四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
洪秀全失败了，但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对后来的影响却非常大。第一就民族革命来说：他们承袭天地会的思想，虽没把满清打倒，但政权转移到汉人手中，「反清」的目的，可说已达到一半。因为道光以前，中枢部院长官虽汉满兼用，实权完全操之满人，地方大吏旗人约占十分之八，清廷对汉人防闲很严。尤其是出征将帅，汉人从无居之者。咸、同以来清室旧臣拖延失机，毫无功效，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等平乱，于是把命运寄托在湘、淮军身上，自然丧失统治能力，将相要职全属汉人。曾国藩总督两江，节制四省，长江一带归其掌握，当时湘军一系人物：「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郭嵩焘《与曾沅浦书》语）淮军代兴，势力也与之相当。所以同、光间封疆大吏，多是所谓「中兴将帅」。中枢自文祥引沈桂芬入掌军机，汉人政权渐渐抬头，其后孙毓汶、徐用仪、李鸿藻、翁同龢等也颇能握政府实权。从前满人统治的局面，变为汉人统制的局面，这不是太平天国的影响吗？民族革命在实际上已有相当成功。南京攻克后，曾国藩为避嫌远谤，把湘军解散，让他们各归田里，那些百战余生的将士，哪里还肯耕地？「愤郁惨沮」，「谋生无路」，相率加入会党。（《官场现形记》说：「所有前头打长毛得过保举的人一齐歇了下来，谋生无路。很有些提镇副参，个个弄到穷极不堪，便拿了饬知奖札沿门兜卖。这时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钱，便可得个一二品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钱了。」《中国秘密社会史》说：「平定粤匪以后，湘军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除有仍为水陆军将弁者外，余则皆以赌博盗劫为业。」）他们本是军人，仍和军人联为一气，所以「民族主义更流传到军队」。据说江南提督杨金龙即哥老会首领，左宗棠、曾国荃都有被迫做「大龙头」（哥老会头目）之事（见国父《民族主义》第三讲及《清稗类钞·会党类》）。可见太平天国虽亡，民族革命势力反而因此大增。后来辛亥革命能利用会党和新军，都由于这种关系。国父十三岁，「闻太平天国某老遗兵讲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许，革命动机于是萌芽」（见《年谱》）。他的思想渊源和革命实力，大概袭洪秀全的余绪。我们看陈少白的讲演录，就可以知道。不过洪秀全只影响到满人的政权，而国父更推翻了它的帝制。「反清」运动，到辛亥才算完成。
第二就政治革命来说：太平天国的成就似乎不大，但已含有民权主义的要求。他们规定男女一律平等，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奴婢，禁绝娼妓。考试有女科，任职有女官，上下一体以兄弟姊妹称呼，异姓同属国宗，而且乡官由民选：「令各州县造户册，即于乡里公举军帅旅帅，议定书册。」这都表现民主政治的精神。有人说他受西洋思想影响，其实这是受天地会兄弟一家秘密拜盟的影响，后来信仰基督教，才用「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的教义来敷说罢了。然而洪秀全的帝王思想和阶级观念非常浓厚。他自以为天之骄子，国宗是特殊阶级，「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凡诸王驾出，侯丞相轿出，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凡指挥检点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之令」。又规定上下等级称呼：如王世子称幼主万岁，王长女称天长金。东世子称东嗣君千岁，女称东金，妻称王娘，西南诸王类此。丞相至军帅皆称大人，子称公子，女称玉，妻称贵嫔、贵姬、贵嫱，均加称贞人。师帅至两司马，皆称善人，子称将子，女称雪，妻称贵娴、贵婕、贵妯、贵娌，均加称夫人。这种仪节礼制，还是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哪能谈得上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潮？他虽提倡男女平权，但他和高级干部极尽玩弄女子之能事，不让人家夫妇团聚，不顾世间情理和谐，怎样建设新国家？他的世界知识、政治天才实在太差，只是偶然为民主政治留下一点影子而已。
第三就社会革命来说，太平天国的确有很多贡献和主张，值得赞许。国父说：「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没有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民族主义》第四讲）可见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种共产制度。他们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划出这个理想社会：办法是先分田为九等，然后照人口分田，不论男女，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十五岁以下减半，好丑田平均配给。人民除耕耘外，还要种桑养蚕、织布缝衣、养鸡养猪，每年收获，除留足用度外，余归国库。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给钱一千，谷一百斤，不得多用。陶冶木石等匠，农隙治事。社会组织完全照军事编制，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设一军帅。二十五家「设国库一、礼拜堂一」。由两司马主持一切军政民政司法之事，平日教育儿童，星期日作牧师，「讲道理」。每家「出一人为兵」，有警则杀敌捕贼，无事则耕田奉上。鳏寡孤独废疾，则颁国库以养。每一「军营区」内，设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旅帅兼摄。不当其事者亦赞其事，颇有分工合作之意。有材能者，每年由两司马选举依次上闻。三年一黜陟，各官互相保升奏贬，以剔除上下相蒙之弊。这是一个「共有共享」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洪秀全在八十年前，就有社会革命的事实表现，为什么能有这样进步的思想？从社会背景看：洪秀全代表贫农阶级，中国社会在嘉庆以后，人口和土地不均，已成严重问题。他们亲眼目睹，知道贫农最大痛苦是耕者无其田。所以他们迎合群众心理，创造「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至于思想来源，似乎出于基督教，如《天情道理书》所说：
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未始不同。我们蒙天父生养以来，异体同形，异地同气，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者深沐天恩，共成一家，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云人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有衣同衣，有食同食。
他的《原道醒世训》也发挥此义，而《天朝田亩制度》更说：「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这是他自己的解说，不是显然由于基督教义含有原始共产制吗？但就制度看，则完全模仿《周官》，标榜以《礼运》「大同」为依归。可见他仍受儒家学说影响，以相传的三代井田、汉代以后王田均田制度为背景。而且他采用天地会秘密结社的许多隐语诗句，而天地会誓词中，也有「到海内兄弟家下，逢饭吃饭，逢粥吃粥」，以及「科甲银钱」，「患难相扶」诸条。革命党在秘密工作时，总有通财仗义之谊。足证他的思想来源很复杂，大约以中国固有思想成分居多。他既代表贫农阶级解决社会问题，不专从贫农事实立论，偏向宗教上找根据、古书中找办法。似乎创造本领有限，所以实行决心也很淡。据《贼情汇纂》说，他们曾出示：「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货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岁给五斗，以为口食。」但「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恐怕没收土地公有更不容易。但社会组织却照他颁布的制度由乡里公举。《汇纂》说：「无耻之徒，不学之辈，妄希荣显，趋之如鹜。谨饬之士，为众共推，委曲维持，不能自脱。而士著生计，丝粟难隐，裹胁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足见军事化的乡官选举制很有效推行于民间。至于军队方面，则完全执行公有制度，一切「尽缴圣库，不得私藏」。衣食所需，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如《千字诏》所谓「库满珍珠，仓储菽粟，亿兆供求，臣僚辑睦」。甚至食肉也有限制，天王每日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其下无与。而「诸匠营及各典官，使被胁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能」，「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内乱以后，圣库制度似乎有名无实，各官均蓄私财，百工技艺也不严格归匠营。这种共产制度虽因政治不安定，实行仅短短几年，但为古今哲人所梦想，也给欧洲共产主义不少鼓励。我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一项，也受其影响。太平天国在世界革命史上，自然有相当地位。
太平天国灭亡了，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人，用「长毛贼」三字把它的革命精神一笔抹杀。从近代民族革命立场看，它无疑是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为民族革命做初步结束，为国民革命开崭新道路。如果它成功了，至少可以缩短民族革命时间，保存后来为国民革命牺牲的大量人才，用在建设方面。我们的民族复兴，或许能早实现若干年。它的失败，证明中国旧社会的潜势力不可侮，除非革命领袖在道德、学识上都毫无缺陷，才能够「斡旋气运」、「旋转乾坤」。
Key Citations
- 维基百科：太平天国（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太平天国）
- 百度百科：洪秀全（https://baike.baidu.com/item/洪秀全）
- 中国社会科学网：太平天国再评价（https://www.cssn.cn/dkzgxp/zgxp_zgshkx/2021nd7q/202208/t20220822_5479848.shtml）
- 参考网：太平天国的运动性质与历史评价问题（https://m.fx361.com/news/2023/1225/22827185.html）
- 文言古籍网：天朝田亩制度全文（https://www.wenyanguji.com/shi/tianchaotianmuzhidu）
- 百度百科：天朝田亩制度（https://baike.baidu.com/item/天朝田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