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地图约合2.7米见方,其面积为已知的早期世界地图之最。

这份地图由 60 张手稿拼接而成,采用北极投影法绘制,精美细致,堪称 16 世纪制图艺术的巅峰之作。
经过数字化处理,它被转换为圆柱投影并导入谷歌地球,让现代人可以一窥当年的世界风貌。

然而这份地图的真正价值远不止于其艺术性,而是它清晰地记录了明朝皇家舰队巡航全球的景象。
从渤海到东南亚,从非洲海岸到美洲东岸,甚至穿越麦哲伦海峡,地图上遍布大明舰队的足迹。
我怎么知道那上边画的是大明舰队的?
有图例啊!这份地图牛就牛在不同国家的舰队人家用不同的标识进行标注的,大明舰队的图示就是下面图示中的样子,跟其他国家的完全不同。

通过这份地图我们可以了解到大明舰队的活动范围:
东南亚(包括澳大利亚北部)遍布我国舰队的踪影;
非洲东西海岸、美洲东海岸,甚至麦哲伦海峡都有我国舰队的航迹。
尤其是在太平洋区域,大明舰队与西班牙舰队共存,展现了两大海上势力交汇的场景。
有人说这些舰队的活动难道明朝没有详细记录吗?
记录被毁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乾隆毁的,还一种是明朝兵部官员一把火烧了。
乾隆编四库全书销毁了1000万份明代档案,仅保存了可被使用的3600余件,大多还是明朝后期的档案,明朝中前期的档案一概不留,记录即使没在明朝烧毁侥幸流传也会被毁。
一个有意思的点是这份地图中的日本被绘制得异常庞大,几乎横跨太平洋。
为什么日本会被画的如此庞大呢?
有学者推测,这份地图的原告有可能来自我国,随后被日本获取并加以篡改,将日本描绘成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巨岛。
日本人这么干是有迹可循的。
即便在 200 年后的 1853 年,日本绘制的《世界万国日本海上里属王城人物图》中,日本依然被夸张地画得比我国和欧洲更大。

日本虽然对自己的疆域进行了改动,但大明舰队的全球巡航却被保留下来。
这表明蒙特地图的测绘底本极有可能是先由我国传入日本,再从日本传至欧洲。
这份地图的问世,为明朝航海成就提供了新的证据。
有个英国学者叫孟席斯就曾在他自己写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说: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范围远远不是现在主流学界认为的只到达非洲东部,那是已经到达了美洲、澳大利亚甚至南极了,当然了之前大家都说他是中吹。
香港学者李兆良在《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中提出了我国在 16 世纪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全球航行。

这些研究之前都很有争议,大家都说他们吹牛,但蒙特地图的出现,这不就提供了证据了吗?
蒙特地图还解释了为什么明朝在西方人心目中如此强大。
在 16 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形象就是海上霸主、全球航海的引领者。
东南亚、非洲、美洲的海岸线遍布我国舰队的踪迹,相比之下,西班牙舰队虽然在地图上也有出现,但其活动范围明显不及我国舰队广泛。
之前一直都奇怪拿破仑那句话「中国是一头睡狮,希望永远不要醒来」是怎来的?
清朝时期的拿破仑是通过什么了解的中国?为什么称中国是「睡狮」?
狮子代表强大,睡代表现在被封印了,潜台词就是他知道之前中国很强大。
那么他是通过什么了解清朝以前的中国的?
有了这副地图的佐证,是不是一切都说的通了?
中国从来都不是在晚清才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一直都在跟世界交流,只是到了清代才闭上的眼。
回顾历史,郑和下西洋是我国航海文明的高光时刻。
从 1405 年到 1433 年,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七次出使访问,按照过去的说法航线是从东南亚、南亚到中东那块最后到非洲东海岸。
现在这家伙发现远不止到非洲东海岸啊,美洲都标着大明舰队呢!
当时大明舰队的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当时的世界无出其右。
据《明史》记载,郑和舰队里的船那可比哥伦布的船大多了,长近140米,那比标准足球场还长啊!宽也有五十多米,踢球是肯定没问题了。
一艘船上就有上千个水手,这家伙装的人都赶上一个村镇了。
同时期哥伦布的旗舰 「圣玛利亚号」 仅长约 25 米,载员不足百人。
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地图上关于我国舰队的记载可能存在夸张或误解的成分,毕竟蒙特作为一名意大利人很难直接接触到我国舰队的详细信息。
大明舰队的活动范围很可能是被他夸大了。
这不是正说明了这套地图的测绘底稿来自于我国吗?
一个意大利人有夸大明朝舰队实力的必要吗?
更何况蒙特地图的绘制时间正值明朝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我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活动非常活跃。
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足迹遍及全球。
在传统世界史学中,15~16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往往被归功于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我国的航海成就往往被边缘化,蒙特地图的出现,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全球海上格局。
明朝时期我国就已经进行全球航行到处做生意了!
无论是东南亚的香料贸易,还是非洲的象牙黄金交易,亦或是与美洲交流接触,都不乏我国舰队的活跃身影。
大航海时代实际的开启时间远远早于欧洲版的「大航海时代」。
这不仅是我国航海史的新发现,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新发现。
我们要勇于争夺世界文明史的定义权!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97325890523199420/answer/1999363200760684921
在此摘录一部在西方较流行也较新的全球史著作,其中叙述明朝的章节,以供知友参考。
该书是《地球和其人民:一部全球史》,由多位美国历史学家合编,作者中主攻中国史的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柯娇燕。此书初版于1997年,至今已多次再版,并广泛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可以说是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全球史著作。目前最新的第8版于2023年出版,但我没有找到,因而使用的是2019年推出的第7版。

鉴于很多人抬杠,再次强调:请将其作为体现西方人历史观念的文本、而非作为明史的史实性文本来阅读:我们希望从中了解的,是部分西方史学家如何看待明朝,而不是说明朝就确实如此。也因此,虽然这些章节中包含许多低级事实错误,但不影响我们的阅读目的,因为这些错误也是西方人对明朝的认识的一部分。
13-5 前期明帝国,1368-1500
中国历史学家,如同俄罗斯和伊朗历史学家一样,对蒙古时代的总体影响存在分歧。由于明朝恢复了许多被视为纯粹中国习俗的做法,因此受到那些重视中国传统的人的赞扬。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将蒙古时代视为欧亚大陆广袤内陆地区交流促进东西方融合的关键历史时刻,他们有时认为内向的明朝不如元朝富有成效。
13-5a 蒙古基础上的明代中国
朱元璋,一位曾经的僧侣、士兵和土匪,亲眼目睹父母和其他家人死于饥荒和疾病,他将此归咎于蒙古人的暴政统治。在元朝混乱的最后几十年里,他击败了敌对的叛乱者,并以洪武帝之名夺取了皇权。
洪武帝将都城迁至长江边的南京,远离蒙古人的北京。尽管叛乱者朱元璋曾信奉激进的佛教,认为救赎时代即将到来,但掌权后,他却利用儒家思想将皇帝描绘成文明和美德的捍卫者。洪武帝切断了与中亚和中东的联系,并对进口和外国访客实施了严格的限制。白银取代纸币用于税收和商业交易。这些做法体现了反蒙古的意识形态,但事实证明,它们与元朝的一些经济政策一样不明智,因此并未持续下去。最终,明朝政府变得与元朝相似。明朝统治者保留了省级结构,并继续沿用元朝的世袭职业等级。穆斯林在南京新建的天文台制作历法和进行天文计算,该天文台是北京忽必烈天文台的复制品。蒙古历继续使用。
一位皇子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称永乐皇帝,此后与元朝的延续性变得更加明显。永乐将都城迁回北京,扩建并修缮了忽必烈的紫禁城,使其呈现出如今的特征:护城河、橙红色的外墙、金色的屋顶和大理石桥。他意图将这座集堡垒、宗教场所、行政中心和皇家住宅公园于一体的建筑群比作南京,如今它仍然是中国最宏伟的传统建筑群。
永乐皇帝还恢复了与中东的商业联系。由于敌对的蒙古人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商队路线,永乐皇帝探索了海上联系。在东南亚,随着早期皇帝延续蒙古的侵略政策,越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这种对南方边境的关注,激励了受信任的宦官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的海上远征。
郑和是一位穆斯林宦官,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前往麦加朝圣,他对中东非常了解;他的宗教信仰缓和了与印度次大陆各国的关系,他在那里指挥了他的前三次航行。随后的远航到达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航行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海岸和非洲之角(今索马里),并可能到达了马达加斯加海峡以南。最近有说法称他的船只到达了埃及、地中海和西半球,但缺乏确凿的证据
在早期的航行中,郑和访问了东南亚历史悠久的中国商人社区,以巩固他们对明朝的效忠并征收税款。当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社区进行抵抗时,他屠杀了那里的男人以儆效尤。这些远征为明帝国增加了大约五十个新的朝贡国,但贸易并没有显著增长。来自印度、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统治者的零星使节抵达北京。在一次访问期间,文莱统治者去世了,在中国首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永乐和郑和去世后,远航在15世纪30年代停止。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航海以获取商业和军事利益?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航行是永乐的个人项目,永乐是一位急于证明自己能力的暴发户统治者。在北京建造紫禁城和资助庞大的百科全书项目可能被认为反映了类似的性格。永乐也可能是在效仿忽必烈汗对日本和东南亚的海上远征。这与永乐的政治敌人散布的谣言相吻合,即他实际上是蒙古人。
一个不那么投机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指出的是,尽管将外国纳入了明朝的势力范围,但新的商业机会并未达到预期。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海盗活动加剧,蒙古在北部和西部的威胁也日益增长。巩固北方、重新设计和加强北京以及装备对抗蒙古的战役所需的人力和财力最终优先于建立海上帝国的追求。

13-5b 技术与人口
明政府限制了采矿活动,部分原因是维持金属货币的价值,部分原因是向该行业征税。结果,金属工具对农民来说变得更加昂贵。制造用于武器的高质量青铜和钢铁的技术也随之下降。日本在生产极高质量的宝剑方面迅速超越了中国。
1424年永乐皇帝去世后,造船技术退化,印刷、计时和农业技术方面也鲜有进步。农业生产在15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并在一个多世纪里保持在一个水平。新的纺织技术确实出现了,但该领域的技术发展在1500年左右就达到了顶峰。
科举制度的恢复吸引了大量雄心勃勃的男子重新研习儒家经典。这一转变削弱了他们此前赖以谋生的商业活力,而此时人口增长又造成了劳动力过剩。记录显示,人口从元末的6000万增长到1400年的近1亿,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完全可靠,但人口的快速增长促进了主粮(北方的小麦、小米和大麦,南方的稻米)的生产,而牺牲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宋代曾刺激了许多技术创新。主粮作物的利润较低,这进一步抑制了资本改良。甘薯等新食物出现,但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中国南方和中部的人口增长导致森林砍伐,木材价格上涨。
明朝在北方对抗蒙古骑兵时,使用了散弹迫击炮和爆炸罐。他们甚至还使用了一些大炮,这是他们从与中东以及后来与欧洲的接触中了解到的。由于担心技术秘密泄露,政府审查了早期明代百科全书中有关火药和枪炮的章节。造船厂和港口关闭,以避免与日本海盗接触,并阻止中国人移居东南亚。
然而,与朝鲜和日本的技术差距依然存在。当需要更高级的钢铁时,供应来自日本。朝鲜在火器和船舶的设计与制造、印刷技术以及天气预报和历法制作等方面都超越了中国。开拓富裕的明朝市场的愿望推动了其中一些进步。
13-5c 明朝的成就
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明朝早期的财富和消费主义刺激了文学、装饰艺术和绘画的卓越成就。元代朴实的写作风格催生了世界上一些最早的小说。这一体裁在明朝时期蓬勃发展。《水浒传》起源于喧闹的鼓歌表演,与中国戏曲略有联系,讲述了英勇的中国土匪反抗蒙古统治的故事。许多作者参与了最终印刷版本的创作。
《水浒传》的作者之一罗冠中,也因《三国演义》而闻名。《三国演义》改编自一系列更古老的故事,在某些方面与亚瑟王传说相似。它描述了一位正直但注定失败的战争领袖及其追随者试图恢复古代汉朝,并抵抗见利忘义但才华横溢的反派势力。《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表达了明初好战而又充满喜悦的民族情绪,至今仍是最受赞赏的中国小说作品之一。
明代技术进步最著名的成果或许要数瓷器了。景德镇的皇家陶瓷厂尝试了新的生产技术,并探索了新的组织和合理化工人的方式。「明瓷」是一种青花瓷,其风格在15世纪从印度、中亚和中东的纹样中发展而来,尤其受到人们的青睐。其他备受追捧的明代产品还包括家具、漆屏和丝绸,这些产品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印度、中东和东非等地都拥有广阔的市场。
章节回顾
明朝第一位皇帝洪武帝的政策基于反蒙古意识形态,但明政府最终采用了元朝的做法。永乐帝重建了国际贸易,并派遣郑和探索通往中东的海上通道。技术创新仍在继续,但进步频率降低,产量减少,一些技术成为秘而不宣的秘密。明朝恢复了儒家科举制度,削弱了商业活力。明朝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文学、艺术和瓷器生产方面。
16-1 1450年前的全球海上扩张
16-1a 印度洋
(介绍东南亚和穆斯林航海活动的段落从略)
印度洋商人大多不受其所服务的帝国和国家的控制,但在东亚,中华帝国统治者对这些富饶的贸易港口越来越感兴趣。1368年,明朝推翻了蒙古统治,开始重建中国在海外的统治地位和威望。明朝恢复了中国在东亚的实力和影响力后,开始与印度洋周边民族建立直接联系,通过征服将其权力扩展到越南,并在1405年至1433年间派出七支皇家舰队。这些远航的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探险或贸易所需。尽管明朝力图彰显其国力与成就,但仍有三次动用武力达成目标,其中包括击败并俘虏锡兰(今斯里兰卡)国王。虽然对这片富饶地区的好奇心或许是这些远征的动机之一,但舰队所到访的港口均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一些港口早已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明朝远航印度洋的规模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资源和雄心。第一次远航由62艘特制的「宝船」组成,这些大型中国帆船长约300英尺,宽约150英尺(90米×45米)。此外,还有至少100艘小型船只。每艘宝船都有9根桅杆、12张帆、多层甲板,载重能力达3000吨(是哥伦布整个舰队载重能力的6倍)。一次远征就搭载了超过27000名船员和乘客,其中包括步兵和骑兵。这些船只配备了小型火炮,但在大多数中国海战中,高精度弩箭才是主要的作战武器。
郑和指挥了七次重要的远航,此外还组织和派遣了其他舰队。郑和是一位中国穆斯林,祖上与波斯湾地区有关,他是前往日益被穆斯林主导的印度洋的合适使者。这些远航队伍中还有其他讲阿拉伯语的中国人担任翻译,例如马欢。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地的风俗和信仰,观察了新的动植物,并记录了异域的动物,例如马来亚的黑豹和苏门答腊的貘。在印度,他描述了沿海人口分为五个阶级,分别对应印度教的四个种姓和一个独立的穆斯林阶级。他还记录了印度富饶的贸易港口卡利卡特的商人可以用手指和脚趾计数,而不是使用中国算盘,就能进行无误的计算。回国后,马欢游历中国,讲述了这些异域风情以及「中国皇室的威严美德延伸到了何等远的地方」。
中国的「宝船」载着华丽的丝绸和其他贵重物品,作为礼物送给远方的统治者。作为回报,一些统治者随船队返回中国宫廷访问,而另一些统治者则向明朝皇帝赠送礼物。尽管这些交流的主要目的是外交,但它们也刺激了中国与其南方邻国之间的贸易。对新联系的兴趣不仅限于中国人。
1415年至1416年间,东非斯瓦希里海岸至少有三个贸易城市向中国派遣了使团。其中一个城市马林迪的使团向中国皇帝赠送了一头长颈鹿,这在朝廷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些非洲使团可能促进了更多交流,因为郑和接下来的三次航行都到达了非洲海岸。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文献记录了1417年至1433年间非洲人和中国人在这些历史性会晤中的相互反应,但中国慷慨的礼物似乎刺激了斯瓦希里对丝绸和瓷器的需求。
如果明朝廷希望促进贸易以谋取商人的利益,中国船队本可以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反对与他们认为无法为中国做出贡献的蛮夷民族增加接触。这种反对导致1424年至1431年间航行中断。最后一次中国远征于1432年至1433年间进行。
尽管明朝后期的皇帝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但历史悠久的华人商人社群仍然是印度洋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促进了整个地区繁荣的商业中心的迅速发展。正如当时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之一马六甲)的苏丹在1468年描述那个时代时所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要征服蔚蓝的海洋,人们必须从事商业和贸易。所有被海洋环绕的土地都融为一体。过去几代人的生活从未像今天这样富裕。」

21 全球视角中的东亚
在十六世纪将亚洲、欧洲、美洲以及较小程度上非洲连接起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中,明代中国是驱动力。为了满足中国对白银的激增需求,欧洲商人进口美洲白银,并将丝绸、香料、茶叶和其他贵重商品运回欧洲。基督教传教士与欧洲商人一起,作为知识分子中间人参与了这种全球互动。
然而,在世纪末,从1592年到1598年,壬辰战争爆发,这场冲突的暴力程度仅次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战争,朝鲜、日本和中国都卷入其中。日本人试图征服中国,但最终返回了他们的岛屿,留下虚弱的明朝面对其他敌人。朝鲜,这个饱受蹂躏的战场,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恢复元气
十七世纪,来自中国东北边境满洲的满族军队取得了日本未能取得的胜利。明朝皇帝削减了政府的薪俸,以支付保卫北京的军队的薪饷。失去工作的其中一人是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铁匠学徒。到1630年,李自成找到了一份军人的工作,但当政府未能提供所需的物资时,他和他的战友们发动了兵变。李自成天生具有领导才能,很快便领导了数千名中国叛军,并在1635年与其他叛军首领控制了中国中北部的大片地区。
明朝政府被北方的满清军队和北京南方的叛军夹击,摇摇欲坠。李自成的军队进军北京,承诺结束明朝的暴政,恢复和平与繁荣。1644年4月,李自成的军队兵不血刃地攻占了北京。末代明朝皇帝在宫廷花园中自缢身亡,结束了自1368年以来统治中国的明朝。
然而,李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明朝将领吴三桂宁愿选择满洲人,也不愿支持这位缺乏文化的军阀,和他的北方新盟友于六月夺回了北京。李的军队溃散,一年后他便去世了,死因可能是自杀,也可能是被他试图抢夺粮食的农民殴打致死。如今,满洲人成为了中国的新统治者,拥立他们年轻的君主为帝,宣布建立一个名为「清」的新王朝,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追捕明朝最后的忠臣和皇位继承人。
这几个世纪可被称为近代早期,是东亚地区文化、商业和军事联系日益紧密的时期。海上贸易网络取代了陆路丝绸之路贸易,导致欧洲人的存在日益增多。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一些民众欢迎欧洲人的到来,但朝鲜和日本的统治者最终试图遏制外国的影响。日本和朝鲜最终在近代早期经历了相对和平,而中国在近代早期的初期和末期则饱受大规模战争、叛乱和自然灾害的蹂躏。然而,每个国家在其鼎盛时期都取得了足以媲美欧洲的商业和文化成就。
21-1 东亚和欧洲
十六世纪,来自东南亚的欧洲商人冒险家们帮助在东亚建立了繁荣的贸易网络。由于明朝财政制度的改革,要求税款必须以现金缴纳,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变得迫切。1500年以前,日本曾是中国所需白银的主要来源,其供应量高达世界总产量的30%。然而,这一供应后来被美洲白银所取代,其中大部分来自玻利维亚波托西的矿山。欧洲船只运输金银条块,船长们也充当亚洲贸易路线上的中间人,有时甚至充当私掠船和海盗。
21-1a 贸易公司和传教士
对欧洲商人而言,对华贸易的重要性仅次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制造业技术吸引了源源不断的西欧商人;然而,明朝对贸易的热情发展缓慢。
1513年末,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中国,但未被允许进行贸易。1517年,葡萄牙正式派遣使节团前往中国,但因中国的繁文缛节和拖延而陷入僵局,中国于1522年驱逐了葡萄牙人。最终,在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从南部沿海的澳门设立贸易基地。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则从菲律宾的马尼拉进行,满载白银的帆船从南美洲抵达那里。西班牙和荷兰一度都在台湾岛上设有贸易据点,但在1662年,他们被迫将台湾的控制权割让给清朝,清朝首次将台湾并入中国。
到那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取代葡萄牙人,成为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欧洲贸易商。1511年,葡萄牙人试图通过从当地马来统治者手中夺取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末端狭窄海峡上的战略要地——来控制香料贸易。1641年,荷兰人从他们手中夺回了马六甲,使葡萄牙在东印度群岛的立足点仅限于安汶岛和帝汶岛。
荷兰东印度公司任命的总督们为了维护其贸易垄断地位,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下令处决自己的雇员,理由是「走私」,也就是擅自进行贸易。在强有力的总督统治下,荷兰人与东南亚的地方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例如爪哇王国马塔兰的苏丹。然而,一旦其他欧洲国家效仿荷兰的做法,了解了哪里可以获得商品,并开始派遣船只进入东方水域,仅仅镇压地方统治者就不足以控制香料贸易。
在东亚,荷兰东印度公司也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主要贸易商的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通过承认皇帝的道德优越性来博取中国官方的欢心。这意味着要向明朝皇帝行叩头礼。
随着贸易的到来,传教士也随之而来。天主教传教士伴随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来到中国。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致力于在社会底层进行皈依工作,这一策略在日本首创;而耶稣会士则专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
明末杰出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精通汉语,是一位博学的儒家经典学者。在利玛窦的领导下,耶稣会士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同时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最新的科学技术。1601年后,利玛窦作为西方学者,以朝廷津贴居住在北京。后来的耶稣会士领导了天文部门,该部门负责制定官方历法。
耶稣会士协助绘制欧式地图,既作为新征服地区的实用指南,也作为清朝统治的象征。康熙皇帝曾考虑采用欧洲历法,但遭到儒家精英的反对,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17世纪90年代,康熙皇帝患疟疾,耶稣会士提供的医疗手段(当时使用的是南美奎宁)帮助他康复。康熙皇帝还下令用满文制作插图书籍,详细介绍欧洲的解剖学和药学知识。
为了获得皈依者,耶稣会士在宗教教义上做出了重要的妥协。最重要的是,他们容忍了儒家祖先崇拜。这引发了耶稣会士与其在中国的天主教对手——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之间的争论,以及耶稣会士与教皇之间的争论。1690年,分歧达到了白热化。康熙皇帝致信罗马,支持耶稣会士的立场,并在进一步争论后,下令驱逐所有拒绝签署接受其立场证书的传教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力在18世纪下降,后来的中国皇帝迫害基督徒,而不是任命他们担任要职。
21-4 从明到清
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力量与日本不同,规模也更大,但它们的发展方向相似。到1800年,中国拥有一个大大增强的帝国,经济不断扩张,并且对欧洲贸易和基督教的重要性越来越怀疑。
21-4a 明朝经济增长,1500-1644
明朝早期(见第13章)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延续到了16世纪。但这一繁荣时期之后,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衰弱、战争和农村困境,直到来自满洲的清朝建立,才带领中国重回和平与繁荣。
十六世纪初的欧洲记载对明朝的实力、精湛的制造业和庞大的人口感到震惊,当时的城市长期以来文化和商业都非常繁荣。许多大地主居住在城镇中,官员、艺术家和富商也居住在城镇中,他们购买官职或为儿子准备科举考试。精英阶层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小说、戏曲、诗歌、瓷器和绘画紧密交织在一起。许多小型企业为这些城市精英提供服务,通过印刷、裁缝、经营餐馆或销售纸张、墨水、砚台和毛笔而繁荣发展。朝廷经营着生产陶瓷和丝绸的工厂,景德镇和其他地方的庞大政府建筑群发明了流水线技术,生产了大量高质量的陶瓷,销往中国和海外。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严重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使明朝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疲惫不堪。有证据表明,17世纪在欧洲被称为小冰期的气候变化也影响了中国。年平均气温下降,在1645年左右达到最低点,并一直保持低位直到18世纪初。由此导致的农业困境和饥荒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些起义造成的破坏和流行病的蔓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下降。
蓬勃发展的贸易经济伴随着快速的城市扩张和商业投机,但也带来了问题。一些省份遭受了来自美洲的白银涌入造成的物价上涨。与欧洲各国政府日益积极地促进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尽管早期的尝试失败了,明政府仍然坚持发行新的纸币和铜币,即使在白银获得市场认可之后也是如此。腐败加剧了政府的问题。混乱和低效开始困扰皇家工厂,并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引发了罢工。1601年景德镇的一次劳工抗议中,工人们跳入窑中抗议工作条件。
然而,明末社会的城市和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情况要好得多。尽管农民从欧洲商人那里获得了关于非洲和美洲新作物的知识,但他们改变耕作方式的速度很慢。无论是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区还是北方的麦子种植区,在明末时期都没有出现生产力的显著提高。1500年以后,农村的经济萧条,加上中国中部和南部反复发生的流行病,抑制了农村人口的增长。
21-4b 明朝的崩溃和清朝的崛起
撇开环境、经济和行政问题不谈,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叛乱和边境威胁。北部和西部的强大蒙古联盟长期以来一直对边境施加压力。16世纪末,大量蒙古人因对达赖喇嘛的虔诚而团结起来。在这种精神团结的基础上,一位名叫噶尔丹的杰出领袖于1600年左右恢复了蒙古作为区域军事强国的地位。与此同时,满洲人,一个控制朝鲜以北地区的农业民族,在东北地区日益强大。
以日本西南部、冲绳和台湾为据点的海盗,其中许多是日本人,经常劫掠东南沿海地区。明朝的军事资源集中在北方对抗蒙古人和满洲人,无法用于保卫沿海地区。因此,许多南方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以从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网络中获利。
壬辰战争促使明朝寻求满洲军队的援助,战后他们却成了明朝的敌人。叛军首领李自成占领了北京,皇帝也自杀身亡,1644年夏天,一位明朝将领与满洲领导人结盟。然而,满人并没有恢复明朝,而是宣称中国归他们所有,并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征服明朝剩余领土以及台湾、蒙古和中亚部分地区的战争。
一个满族家族统治着新的清朝,满族将领指挥着军队。但满族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大多数清朝官员、士兵、商人和农民都是汉族。像其他成功入侵中国的入侵者一样,清朝很快就采用了中国的制度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