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全球癌症负担概览与核心发现
1.1 2023年全球癌症负担现状
1.1.1 总体发病与死亡数据
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2023年的最新数据，全球癌症负担在2023年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凸显了其作为全球主要健康挑战的严峻性。研究估算，在2023年，全球范围内（不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肤癌）新增癌症病例数高达1850万例（95%不确定性区间为1640万至2070万）。如果将非黑色素瘤皮肤癌计算在内，这一数字将攀升至2570万例（2340万至2810万）。与此同时，癌症导致的死亡人数也达到了1040万（965万至1090万），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死因，仅次于心血管疾病。这一庞大的数字不仅代表了巨大的个人和家庭悲剧，也给全球卫生系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研究进一步指出，全球癌症负担的分布极不均衡，其中低收入至中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收入组别分类）承担了不成比例的重负，占据了2023年全球新发病例的57.9%（56.1%至59.8%）和癌症死亡的65.8%（64.3%至67.6%）。这一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全球在癌症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存在的显著不平等。
1.1.2 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衡量癌症对全球健康的影响，GBD研究采用了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这一综合指标，它结合了因早逝导致的生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 YLLs）和因残疾导致的健康生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s）。2023年，全球因癌症导致的总DALYs高达2.71亿（2.55亿至2.85亿）。这一数字的背后，是癌症对患者生活质量、家庭和社会生产力的深远影响。分析DALYs的构成可以发现，过早死亡是癌症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在2023年，由YLLs贡献的DALYs占比高达97.0%（95.9%至97.8%），总计2.63亿（2.47亿至2.77亿），而YLDs仅占3.0%。这表明，尽管癌症治疗在延长患者生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许多癌症类型仍然具有高致死性，尤其是在诊断较晚或治疗手段有限的地区。这种以死亡为主要结局的负担模式，强调了加强癌症早期筛查、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改善治疗可及性的极端重要性，以期将癌症从一种致命性疾病转变为一种可管理的慢性病，从而降低其对健康生命年的总体影响。
1.1.3 性别差异分析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3年的数据揭示了癌症负担在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发病率、死亡率和特定癌症类型等多个方面。2023年，全球男性新发癌症病例数为956万（851万至1070万），而女性为899万（785万至1020万）。尽管新发病例数的性别差异不大，男性仅略高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07），但在癌症死亡人数上，性别差异则更为明显。2023年，男性癌症死亡人数为577万（537万至612万），女性为461万（417万至500万），男女死亡比例达到1.25。这一数据表明，尽管女性患癌人数与男性相近，但男性的癌症死亡率更高，预后更差。这种差异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包括不同性别暴露于主要风险因素（如烟草和酒精）的程度不同、特定癌症（如肺癌、肝癌）在男性中更为常见且侵袭性更强，以及不同性别在寻求医疗服务和治疗反应上的差异。从特定癌症类型来看，性别差异更为突出。例如，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而肺癌和前列腺癌则分别是男性和女性中主要的癌症类型之一。这些性别特异性的癌症谱差异，直接影响了不同性别的癌症负担构成。
1.2 1990-2023年癌症负担变化趋势
1.2.1 新发病例与死亡病例的增长幅度
从1990年到2023年的三十多年间，全球癌症负担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研究数据显示，全球新增癌症病例数从1990年的约904万（834万至991万）增加到2023年的1850万，增长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癌症死亡人数也从1990年的约595万（564万至627万）激增至2023年的1040万，增幅高达74.3%（62.2%至86.2%）。这种绝对数量的显著增长，部分原因是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和老龄化，因为癌症的发病率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然而，即使在调整了年龄结构差异后，全球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 ASMR）在此期间也下降了24%，这表明在预防、筛查和治疗方面取得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这种积极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均衡，高收入国家在降低死亡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则面临着发病率和死亡率双重上升的挑战，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癌症负担的不平等。
1.2.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负担变化差异
GBD 2023研究揭示了全球癌症负担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存在显著且日益扩大的差距。尽管高收入国家在降低癌症死亡率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癌症防控形势却日益严峻。数据显示，2023年，近60%的新增癌症病例和超过60%的癌症死亡发生在LMICs。更令人担忧的是，从1990年到2023年，风险归因的癌症死亡人数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72.3%（57.1%至86.8%），与总死亡人数74.3%的增幅几乎同步。这表明，尽管医学进步显著，但由已知风险因素（如烟草、不健康饮食等）驱动的癌症负担仍在快速增长。这种增长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有效的癌症预防计划、早期筛查系统和先进的治疗手段。例如，在乳腺癌方面，高收入国家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显著下降，而低收入国家的死亡率却急剧上升，这反映了在诊断和治疗能力上的巨大鸿沟。这种不平等的趋势预示着，如果不采取紧急和协调的全球行动，未来全球癌症负担的重心将更加向资源有限的地区倾斜，对全球健康公平性构成严重挑战。
1.3 主要风险因素归因分析
1.3.1 行为、环境、职业及代谢风险因素
GBD 2023研究通过其比较风险评估框架，系统地分析了44种行为、环境、职业和代谢风险因素对全球癌症负担的贡献。研究明确指出，相当大比例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通过干预这些可改变的风险因素来预防的。在2023年，全球约有433万（385万至478万）例癌症死亡可归因于这些风险因素，占所有癌症死亡的41.7%（37.8%至45.4%）。这一发现强调了预防在癌症控制中的核心地位。其中，烟草使用、不健康饮食、高空腹血糖、酒精消费、肥胖（高身体质量指数，BMI）以及不安全性行为被列为导致癌症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例如，在乳腺癌中，饮食风险、烟草使用和高空腹血糖等因素贡献了28.3%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而高BMI是1990年至2023年间导致归因DALYs增长最快的风险因素。在肺癌方面，吸烟和空气污染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分别在中国导致了61.58%和25.98%的死亡归因。这些详细的归因分析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例如加强控烟立法、推广健康饮食、控制体重、减少环境污染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1.3.2 风险因素导致的死亡比例
对风险因素导致的癌症死亡比例的深入分析，为理解癌症的可预防性提供了关键视角。GBD 2023研究估算，全球超过40%的癌症死亡（约433万例）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直接相关。这一比例在不同癌症类型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信息是明确的：通过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可以显著减轻全球癌症负担。例如，在乳腺癌的案例中，28.3%的DALYs可归因于一系列风险因素，包括饮食、烟草和高血糖等。对于肺癌，这一比例在中国更高，仅吸烟和空气污染就解释了超过87%的死亡归因。这些数据不仅量化了预防的潜力，也揭示了干预的重点领域。例如，控制烟草使用仍然是全球癌症预防的重中之重，因为它与多种癌症（包括肺癌、喉癌、食管癌等）密切相关。同样，推广健康的饮食习惯、控制体重、减少酒精摄入和改善环境质量也是降低癌症风险的关键措施。这些发现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表明投资于预防性健康项目，如控烟、健康教育和环境监管，是成本效益最高的癌症控制策略，能够从根本上减少癌症的发生，从而减轻治疗系统的压力，并改善人群的整体健康水平。
2. 2050年全球癌症负担预测与解读
2.1 总体预测数据
2.1.1 预计新增病例与死亡人数
GBD 2023研究对未来全球癌症负担的预测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根据该研究的参考预测（即最有可能的未来情景），预计到2050年，全球每年新增的癌症病例数将达到3050万例（2290万至3890万），而每年的癌症死亡人数将攀升至1860万（1560万至2150万）。这些数字相较于2024年的预测基线，分别代表了60.7%（41.9%至80.6%）和74.5%（50.1%至104.2%）的惊人增长。这一预测意味着，在未来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全球癌症负担将在绝对数量上大幅增加，对全球卫生系统、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研究强调，这种增长将主要集中在资源有限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超过一半的新增病例和三分之二的癌症死亡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这一趋势凸显了全球健康不平等的加剧，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在LMICs的癌症预防、筛查和治疗能力，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负担浪潮。
2.1.2 与2023年数据的对比分析
将2050年的预测数据与2023年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未来癌症负担的演变轨迹。2023年，全球新增癌症病例为1850万，死亡人数为1040万。而到2050年，这两个数字预计将分别增加到3050万和1860万。这意味着在27年的时间里，新增病例数将增加约1200万，死亡人数将增加约820万。这种增长的幅度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死亡人数方面，预计增幅接近75%。然而，一个关键的发现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结构的变化驱动的。研究预测，全球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在2024年至2050年间将下降5.6%（-12.8%至4.6%）。这表明，如果按年龄调整后，癌症的风险实际上可能在下降。因此，未来癌症负担的急剧增加，主要归因于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高风险年龄段的人口基数显著扩大。这一对比分析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尽管医学进步可能在降低个体患癌和死于癌症的风险，但宏观的人口动态变化将主导未来癌症负担的绝对数量，对全球卫生规划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2 预测增长的驱动因素
2.2.1 人口增长与老龄化
GBD 2023研究明确指出，未来全球癌症负担急剧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全球人口的动态变化，特别是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癌症的发病率与年龄密切相关，绝大多数癌症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因此，随着全球人口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全球范围内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加，癌症高危人群的总数也随之急剧膨胀。研究预测，尽管全球年龄标准化死亡率预计将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癌症死亡的绝对数量仍将大幅上升。这一发现意味着，即使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技术持续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特定年龄段的患癌风险，也无法完全抵消由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一趋势对全球卫生系统，特别是那些正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型且资源有限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国家不仅需要应对日益增长的癌症病例，还需要建立健全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以管理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
2.2.2 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是影响未来癌症负担预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GBD 2023研究预测，到2050年，癌症负担的增长将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 。研究预测，LMICs的癌症死亡人数增幅将达到90.6%（61.0%至127.0%），远高于高收入国家42.8%（28.3%至58.6%）的增幅。这种差异的背后，是各国在经济发展、卫生系统建设、风险因素暴露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许多LMICs正在经历快速的流行病学转型，即从以传染病为主转向以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为主，但其卫生系统往往未能及时跟上这一转变，缺乏有效的癌症预防、筛查和早期诊断能力。此外，这些国家的风险因素暴露水平也可能更高，例如烟草消费、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环境污染等。因此，未来癌症负担的增长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更是一个公平性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LMICs在癌症防控方面的短板，全球癌症负担的地理分布将变得更加不均衡，健康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构成严重威胁。
2.3 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预测差异
2.3.1 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的负担增长
GBD 2023研究对2050年的预测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将面临全球癌症负担增长的最沉重压力。研究预测，从2024年到2050年，LMICs的癌症死亡人数预计将增加90.6%（61.0%至127.0%），这一增幅是高收入国家预测增幅的两倍多。这一严峻预测的背后，是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首先，许多LMICs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导致癌症高危人群迅速扩大。其次，这些国家的流行病学转型速度往往快于其卫生系统的发展速度，导致应对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癌症）的能力不足。第三，LMICs的风险因素暴露水平普遍较高，例如烟草使用、不健康饮食、环境污染等，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如控烟立法、健康教育）的实施力度相对较弱。第四，LMICs的癌症筛查和早期诊断服务覆盖率低，许多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治疗效果不佳。最后，这些国家的治疗资源（如放疗设备、化疗药物、专科医生）严重短缺，导致癌症患者的生存率远低于高收入国家。这种在LMICs的癌症负担的急剧增长，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也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加剧贫困和不平等，对全球健康公平构成严重挑战。
2.3.2 高收入国家的负担增长
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严峻形势相比，高收入国家在2050年的癌症负担预测中呈现出相对缓和的增长态势。研究预测，从2024年到2050年，高收入国家的癌症死亡人数预计将增加42.8%（28.3%至58.6%）。尽管这一增幅仍然显著，但远低于LMICs的90.6%。这种相对较好的预测结果，主要归功于高收入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癌症防控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这些国家通常拥有完善的癌症监测系统，能够进行有效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从而提高了治愈率。此外，它们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治疗资源，能够为癌症患者提供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内的多模式、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质量。同时，高收入国家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也更为成熟，例如实施了严格的控烟法规、推广了健康生活方式、并建立了全民医保体系，这些都有助于从源头上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然而，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癌症负担的增长仍然是一个挑战，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老龄化。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癌症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将上升，对医疗系统和社会资源构成持续的压力。
3. 特定癌症类型深度分析
3.1 肺癌
3.1.1 全球发病与死亡数据
肺癌，包括气管、支气管和肺癌（TBL），是全球癌症负担中致死性最强的类型之一。根据GBD 2023研究，2023年，肺癌是全球第二大常见癌症，仅次于乳腺癌，但却是导致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这一数据凸显了肺癌极高的病死率。在全球范围内，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负担远高于女性。例如，在中国，2021年男性气管、支气管和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为每10万人年62.63例，而女性为每10万人年28.16例。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历史上男性更高的吸烟率。尽管近年来在许多高收入国家，由于控烟政策的成功，男性肺癌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随着烟草流行的加剧，肺癌负担仍在持续上升。肺癌的预后极差，五年生存率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肺癌的防控重点在于一级预防（即控烟）和二级预防（即高危人群筛查），以期降低发病率和提高早期诊断率。
3.1.2 主要风险因素：烟草流行与环境暴露
肺癌的发生与多种风险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烟草使用是迄今为止最重要且可预防的因素。GBD研究和其他流行病学证据一致表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最主要原因。在中国，2021年的数据显示，吸烟导致了高达61.58%的气管、支气管和肺癌死亡归因。这不仅包括主动吸烟，还包括二手烟暴露。烟草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害化学物质，其中至少有几十种是已知的强致癌物，这些物质通过损伤支气管上皮细胞的DNA、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异常增殖等多种机制，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除了烟草，环境暴露，特别是室外空气污染，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在中国，空气污染被归因于25.98%的肺癌死亡。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能够深入肺部，引发炎症、氧化应激和基因毒性，从而增加患癌风险。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职业暴露（如石棉、氡、砷、铬等）、室内空气污染（如来自固体燃料燃烧的烟雾）以及既往的肺部疾病史（如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等）。因此，肺癌的预防策略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核心是强有力的控烟措施，同时需要改善空气质量、加强职业防护和推广清洁能源。
3.1.3 不同性别与地区的流行趋势
肺癌的流行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和地区差异。从性别角度看，历史上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远高于女性，这主要与男性吸烟率更高有关。然而，在许多高收入国家，随着女性吸烟率的上升和男性吸烟率的下降，这种性别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一些国家，女性肺癌的发病率甚至开始超过男性。从地区差异来看，肺癌负担的分布极不均衡。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国家，由于实施了长期的、全面的控烟政策，其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亚洲和东欧的部分地区，肺癌负担仍在持续上升。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烟草流行开始较晚，目前仍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加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肺癌的风险。例如，中国的肺癌负担就非常沉重，2021年新增病例数从1990年的约27.5万激增至93.5万，死亡人数也从约27.8万增至81.4万，增幅巨大。这种地区间的差异凸显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有效控烟和环境保护政策的紧迫性。
3.2 乳腺癌
3.2.1 全球发病与死亡数据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也是全球范围内（不分性别）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类型。根据GBD 2023研究，2023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数估计为2260万例（1990万至2540万），死亡人数为76.2万（66.9万至85.5万），造成了2.41亿（2.10亿至2.73亿）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损失。这些数据凸显了乳腺癌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巨大的地理差异，高收入国家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远高于低收入国家。例如，2023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组的ASIR为每10万人75.3例，而低收入国家组仅为每10万人43.3例。然而，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国家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却相对较低，这反映了其在早期筛查、诊断技术和综合治疗方面的优势。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虽然发病率较低，但死亡率却更高，表明存在巨大的「护理差距」，许多患者因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失去生命。
3.2.2 全球发病率趋势与死亡率变化
从1990年到2023年，全球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趋势。在许多高收入国家，由于乳腺X线筛查的普及，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大幅提高，导致发病率在一段时期内显著上升。然而，近年来，随着激素替代疗法使用的减少和生活方式的改善，一些高收入国家的发病率已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与此相反，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乳腺癌的发病率正在快速上升。这主要归因于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流行病学转型，包括生活方式的西化（如高脂肪饮食、缺乏体育锻炼）、生育模式的改变（如初潮年龄提前、绝经年龄推迟、少育、哺乳时间缩短）以及肥胖率的增加等。在死亡率方面，全球趋势则更为积极。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得益于早期筛查和治疗的进步（如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的应用），乳腺癌的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然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死亡率却在上升，这与发病率的增加和医疗资源的匮乏密切相关。这种发病率与死亡率变化趋势的地区差异，是全球健康不平等在乳腺癌领域的具体体现。
3.2.3 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影响
国家的发展水平对乳腺癌的负担和结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GBD 2023研究的数据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在高收入国家，尽管乳腺癌的发病率很高，但其死亡率相对较低，形成了「高发病率、低死亡率」的模式。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全民筛查计划（如定期的乳腺X线检查），能够早期发现肿瘤；同时，其先进的病理诊断技术能够精确分型，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此外，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MDT）模式的应用，以及新药（如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等靶向药物）的可及性，都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低发病率、高死亡率」的悲惨模式。这些国家的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缺乏有效的筛查项目，导致大多数患者在出现症状时才就诊，此时往往已是晚期。诊断设施不足，治疗手段单一（往往只有手术，缺乏放疗和化疗），使得许多患者即使被诊断出来也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这种因国家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乳腺癌结局的巨大差异，是全球健康领域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通过技术援助、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帮助低收入国家提升其乳腺癌防控能力。
3.3 其他主要癌症
3.3.1 结直肠癌
结直肠癌是全球第三大常见癌症，其负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2023年，全球结直肠癌新发病例数约为229万例，死亡人数高达111万例，是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癌症死亡原因。从1990年到2023年，结直肠癌的新发病例数和死亡数均大幅增加，这与全球范围内生活方式的西化密切相关，包括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模式，肥胖，缺乏体育锻炼以及吸烟和过量饮酒等风险因素的普遍化。在高收入国家，通过结肠镜筛查和息肉切除术，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得到有效控制。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风险因素暴露增加和筛查服务缺乏，结直肠癌的负担正在迅速增长。因此，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建立有效的筛查体系，是控制全球结直肠癌负担的关键。
3.3.2 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是男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其全球负担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增加。2023年，全球前列腺癌新发病例数约为141万例，位列男性癌症发病谱的第四位。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在不同地区差异巨大，在高收入国家发病率极高，部分原因是广泛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筛查导致了大量无症状、惰性肿瘤的检出。然而，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其发病率相对较低。尽管发病率高，但前列腺癌的死亡率相对较低，这得益于其通常生长缓慢的特性以及有效的治疗手段。然而，对于晚期或侵袭性前列腺癌，治疗仍然具有挑战性。未来，前列腺癌的防控策略需要在早期检测的益处与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同时需要为LMICs地区开发更精准、可负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3.3.3 胃癌与肝癌
胃癌和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主要癌症，其负担与特定的风险因素和地理分布密切相关。2023年，胃癌和肝癌分别导致了93.5万和约57.7万例死亡，位列全球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三和第五位。胃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幽门螺杆菌感染、高盐饮食、吸烟和遗传因素。其高发区主要集中在东亚、东欧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肝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则包括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黄曲霉毒素暴露、过量饮酒和代谢综合征。肝癌在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为常见。尽管这两种癌症的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许多地区呈下降趋势（得益于幽门螺杆菌根除、HBV疫苗接种和食品安全改善），但它们在许多LMICs地区仍然是主要的健康威胁，需要持续的公共卫生干预。
4. 主要国家与地区癌症负担比较分析
4.1 中国与美国癌症负担对比
4.1.1 总体发病率与死亡率趋势（1990-2023）
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在1990年至2023年间的癌症负担数据，可以发现两国在癌症防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根据GBD 2023研究及相关分析，两国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和背景有所不同。
| 指标 | 国家 | 1990年 ASR (每10万人) | 2023年 ASR (每10万人) | 变化百分比 (%) |
|---|---|---|---|---|
| 发病率 (ASIR) | 中国 | 235.1 | 191.7 | -18.5% |
| 美国 | 427.7 | 341.5 | -20.2% | |
| 死亡率 (ASMR) | 中国 | 197.9 | 112.5 | -43.2% |
| 美国 | 169.3 | 114.2 | -32.5% |
表1：中国与美国癌症年龄标准化率（ASR）变化对比（1990-2023）。数据来源：根据Oncology News Australia报道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发病率方面，美国的ASIR在1990年远高于中国，但到2023年，两国的ASIR都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相近（中国-18.5%，美国-20.2%）。这可能反映了美国在高收入国家中较早实施了有效的癌症预防措施，而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癌症谱系也在发生变化。在死亡率方面，中国的ASMR下降幅度（-43.2%）显著高于美国（-32.5%）。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中国在特定癌症（如胃癌、肝癌）的防控上取得了成效，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两国癌症谱系的差异有关。尽管中国的死亡率下降更快，但其2023年的ASMR（112.5/10万）仍略高于美国（114.2/10万），这表明中国在癌症治疗的整体效果上仍有提升空间。总体而言，两国在降低癌症死亡率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中国面临着从发展中国家癌症模式向发达国家模式转变的双重挑战，其癌症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4.1.2 主要癌症类型谱差异
中国和美国的癌症谱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了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环境暴露和遗传背景等方面的不同。传统上，中国的癌症负担以消化系统癌症为主，如胃癌、肝癌和食管癌，这些癌症与幽门螺杆菌感染、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毒素暴露以及饮食习惯（如高盐、腌制食品）等因素密切相关。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西化，其癌症谱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癌症发病率正在迅速上升，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癌症模式。相比之下，美国的癌症谱系则更符合高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分别是男性和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肺癌和结直肠癌也是主要的癌症类型，但其发病率近年来已趋于稳定或下降，这得益于有效的控烟和筛查措施。黑色素瘤的发病率在美国也较高，与紫外线暴露有关。这种癌症谱系的差异对两国的公共卫生策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国需要采取「双轨制」的防控策略：一方面，继续加强对传统高发癌症（如胃癌、肝癌）的防控；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西方化」癌症挑战。
4.1.3 特定癌症（肺癌、乳腺癌）的流行趋势对比
在特定癌症类型上，中国和美国的流行趋势也呈现出有趣的对比。以肺癌为例，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肺癌负担，但其驱动因素和趋势有所不同。在中国，吸烟和空气污染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上升或处于高位。而在美国，由于数十年的强力控烟运动，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已显著下降，但女性肺癌死亡率下降较慢，部分原因是女性吸烟率下降滞后于男性。在乳腺癌方面，两国都呈现出发病率上升但死亡率下降的趋势，但其背后的原因和程度有所不同。在美国，乳腺癌发病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与乳腺X线筛查的普及有关，能够发现更多的早期病例，而死亡率的下降则得益于早期诊断和治疗的进步。在中国，乳腺癌发病率的上升则更多地与生活方式的快速西化有关，如晚育、少育、肥胖率增加等。尽管中国的乳腺癌死亡率也在下降，但其下降幅度和速度可能不及美国，这反映了两国在筛查覆盖率和治疗可及性方面的差距。
4.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的差异
4.2.1 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与死亡率比较
全球癌症负担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2022年的数据显示，极高人类发展指数（HDI）国家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为每10万人285.7例，是高HDI国家（每10万人181.0例）的1.6倍，是中HDI国家（每10万人114.2例）的2.5倍，是低HDI国家（每10万人122.7例）的2.3倍。这种差异主要反映了高收入国家拥有更完善的癌症登记系统、更高的筛查普及率和更长的预期寿命，从而能够发现并诊断更多的癌症病例。然而，在死亡率方面，情况则有所不同。极高HDI国家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为每10万人96.0例，高于中HDI国家的73.1例。这可能是因为极高HDI国家虽然诊断率高，但其人口老龄化严重，且部分癌症（如胰腺癌、脑癌）的治疗手段有限，导致总体死亡率仍然较高。相比之下，低HDI国家的ASMR虽然可能低于一些高收入国家，但其死亡率与发病率之比（MIR） 却非常高，通常超过67%，远高于全球46.6%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在这些国家，一旦确诊癌症，患者生存的几率要小得多。
4.2.2 主要癌症类型与风险因素的差异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主要癌症类型和风险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在高收入国家，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癌症，如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和肺癌，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癌症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肥胖、缺乏体育锻炼、不健康饮食、吸烟和过量饮酒。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感染相关的癌症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例如，由人乳头瘤病毒（HPV）引起的宫颈癌、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引起的肝癌、由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胃癌，以及由肝吸虫引起的胆管癌，在LMICs中发病率很高。这些感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疫苗接种（如HPV疫苗和乙肝疫苗）和公共卫生措施（如改善卫生条件、安全食品和水供应）来预防。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影响，许多LMICs也面临着「西方化」生活方式带来的风险因素，导致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非感染相关癌症的发病率正在迅速上升，从而形成了「双重负担」的复杂局面。
4.3 特定地区分析
4.3.1 亚洲地区（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例）
亚洲是全球人口最多、癌症负担最重的地区。2022年，亚洲的新发癌症病例数约为473万，占全球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该地区内部的癌症谱和风险因素差异巨大。在东亚，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肺癌、胃癌、肝癌和结直肠癌是主要威胁。吸烟、饮食习惯（如高盐、腌制食品）和慢性感染（如乙肝、幽门螺杆菌）是主要风险因素。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这些国家的癌症谱正在向高收入国家靠拢，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增长迅速。在东南亚，肝癌（特别是在泰国与肝吸虫相关）、宫颈癌和鼻咽癌是地方性高发的癌症。感染因素在该地区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泰国东北部，由肝吸虫（Opisthorchis viverrini）感染引起的胆管癌发病率极高。此外，东南亚许多国家面临着烟草流行和空气污染的双重挑战，导致肺癌负担日益加重。
4.3.2 欧洲与北美地区
欧洲和北美地区是全球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主要归因于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完善的健康监测系统、较高的人均寿命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2022年，欧洲和北美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分别为每10万人253.4例和340.7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这些地区，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癌症占据主导地位，包括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和肺癌。肥胖、缺乏运动、高脂饮食、吸烟和过量饮酒是主要的风险因素。得益于长期的公共卫生干预和医疗进步，这些地区的癌症死亡率在过去几十年中呈下降趋势。例如，有效的控烟政策使得男性肺癌死亡率大幅下降；广泛的癌症筛查（如乳腺X线、结肠镜、PSA检测）使得许多癌症得以在早期被发现和治疗，从而显著提高了生存率。然而，这些地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癌症总负担增加、癌症幸存者长期护理需求的上升，以及医疗费用的持续攀升。
5. 对公共卫生政策与临床实践的启示
5.1 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影响
5.1.1 加强全球癌症预防策略
GBD 2023的研究结果为全球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凸显了加强癌症一级预防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研究明确指出，超过40%的癌症死亡可归因于44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这意味着通过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近一半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预防的。因此，各国政府应将癌症预防置于国家健康议程的核心位置。具体策略应包括：首先，大力推行控烟政策，这是预防肺癌、喉癌等多种癌症最有效的单一措施。其次，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鼓励均衡饮食（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摄入，减少高盐、高糖、高脂肪食物）、促进体育锻炼、控制体重和限制酒精消费。再次，加强疫苗接种计划，特别是针对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人乳头瘤病毒（HPV）的疫苗，以预防肝癌和宫颈癌。最后，改善环境质量，减少室内外空气污染和职业暴露。这些预防策略的实施需要跨部门的合作，涉及卫生、教育、农业、环境、交通等多个领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癌症预防网络。
5.1.2 优化资源配置与卫生系统建设
面对2050年癌症负担将急剧增长的严峻预测，各国必须前瞻性地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并大力加强卫生系统建设，特别是针对癌症的全程管理能力。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将达到3050万，死亡人数将达1860万，其中大部分增长将发生在资源有限的国家。这意味着现有的卫生系统将不堪重负。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紧急行动，首先，增加对癌症防控的财政投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癌症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其次，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培养和培训足够的肿瘤科医生、护士、放疗师、病理学家等专业人员。再次，完善基础设施，确保癌症诊断和治疗设备（如CT、MRI、放疗设备）的可及性。此外，建立和加强国家癌症登记系统，以准确监测癌症负担的变化，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并为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对于LMICs而言，寻求国际合作与援助，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的健康产出，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关键。
5.1.3 应对全球癌症负担不平等问题
GBD 2023研究揭示了全球癌症负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在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剧。研究预测，到2050年，超过一半的新发病例和近三分之二的死亡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这一发现对全球公共卫生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国际社会必须将解决癌症不平等问题作为优先事项。首先，高收入国家和发展机构应加大对LMICs的援助力度，支持其建立和加强癌症防控体系，包括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其次，推动全球药品和疫苗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例如通过「药品专利池」等机制，确保LMICs的患者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基本药物和治疗方法。再次，支持LMICs开展适合其国情的癌症筛查和早期诊断项目，例如采用成本效益高的筛查技术。最后，加强全球健康治理，将癌症防控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的框架下，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的健康挑战，确保没有人因居住地或经济状况而被剥夺获得高质量癌症护理的权利。
5.2 对临床实践的启示
5.2.1 推动早期筛查与诊断
GBD 2023的研究结果再次强调了早期筛查和诊断在改善癌症患者预后、降低死亡率方面的核心作用。尽管全球癌症负担持续增加，但许多高收入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筛查项目，已成功降低了特定癌症（如宫颈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这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启示：临床医生和医疗机构应积极推广并遵循基于证据的癌症筛查指南。对于高风险人群，应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筛查。例如，对于有长期吸烟史的个体，应推荐进行低剂量螺旋CT筛查以早期发现肺癌。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提高对癌症早期症状的警惕性，并采用先进的诊断技术（如分子诊断、液体活检）进行准确、快速的诊断，是改善患者生存机会的关键。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开发和推广成本效益高、操作简便的筛查和诊断工具，对于实现癌症的早期发现至关重要。此外，加强患者教育，提高公众对癌症早期症状和筛查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临床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2.2 优化治疗方案与可及性
随着全球癌症病例数的激增，特别是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转移，优化治疗方案并确保其可及性成为临床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机遇。GBD 2023的预测显示，未来大部分癌症死亡将发生在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凸显了全球治疗可及性的巨大鸿沟。对临床实践的启示是双重的。首先，在高收入国家，临床医生应继续探索和应用精准医学、免疫治疗等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以期在提高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毒副作用，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其次，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LMICs，临床实践必须转向更具成本效益的治疗模式。这包括推广标准化的、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案，优先使用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价格可负担的抗癌药物。此外，加强多学科团队（MDT） 的合作，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和姑息治疗在内的综合性、协调性护理，对于提高治疗效果至关重要。国际组织和专业协会应发挥作用，制定适用于不同资源水平的临床指南，并支持LMICs的临床医生提升专业技能。
5.2.3 关注特定人群与癌症类型的管理
GBD 2023研究揭示了不同癌症类型和不同人群（如性别、年龄、地区）在负担和趋势上的显著差异，这要求临床实践必须更加精细化和具有针对性。例如，研究发现男性与女性的主要癌症风险因素和死亡原因存在差异，这提示临床医生在进行健康咨询和制定预防策略时，应考虑到性别特异性。对于女性，应重点关注乳腺癌和宫颈癌的筛查与预防；对于男性，则应加强对肺癌、前列腺癌等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此外，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老年癌症患者的比例将显著增加。老年患者通常伴有多种慢性疾病，身体机能和药物代谢能力也与年轻患者不同，因此，临床实践需要发展专门针对老年患者的评估工具（如老年综合评估，CGA）和治疗策略，以实现个体化、安全有效的治疗。对于在LMICs地区高发的、与感染相关的癌症（如肝癌、宫颈癌），临床实践应加强与公共卫生项目的衔接，通过疫苗接种和早期筛查，从源头上降低其发病率和死亡率。